“好主意，”我急切地说，“咱们马上给他打一个电话。”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亚，但是我终于听见了弗朗索瓦的声音，好像是穿过了厚厚一层静电干扰传来的。
“欢迎你恢复知觉，马修。很高兴你重回人间。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么使你纵容自己表现出这种廉价的英雄主义？”
“别废话了，行不行？西尔维亚究竟是死是活？”
刹那间的犹豫后他平板地说：“当然活着，那得感谢你。是她把你弄回来的。”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事实就是如此，马修。”
感谢上帝，我心里想，我要娶的女人还活着，很安全。可是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在这里呢？
“谁安排飞机把我送来的？”我问道。
“啊，是我。”他答道。就连只是在半清醒状态下的我也能感觉到他在隐瞒着什么。
“那西尔维亚去了什么地方？”
“我以为她在苏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后看见的是，他们把你抬上直升飞机的时候她握着你的手。”
“什么直升飞机？”
“帮我们从飞机场把药品运来的红海石油平台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飞机。你还记得吗？你上了飞机，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说，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兰的电话号码吗？”
“有的，不过我怀疑这对你会有什么用。”
他知道些什么事，但没有告诉我。
“不管怎样还是给我吧。”
我把电话递给蔡兹，他记下了弗朗索瓦告诉他的一串数字。然后，我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命令弟弟立刻给我往米兰打电话。
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接了电话。“请找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讲话。”我用意大利语客气地说。
“对不起，先生。”他简短地说。
见鬼，我甚至无法逼他说出西尔维亚在不在那里。作为最后手段，我决定孤注一掷。
“我可以和达历山德罗先生说话吗？”
“请讲吧。”
“听着，别装傻，让你的老板接电话。是关于他女儿——我救了她一命的那个女儿。”
不知何故，这倒起了作用。他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久，一位英语说得像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一样的绅士接了电话。
“晚上好，希勒医生。我是达历山德罗。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尽。非常高兴听说你身体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挂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复情况。”
上帝。这就是说，这家伙实际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从来没有想到给我打个电话，说声谢谢？直觉告诉我，我的时间很少，因此我决定单刀直入。
“西尔维亚在哪儿？”
他的应对——只能叫应对，因为这实在不是个回答——光溜得像丝绸一样：“她现在心情很不好，马修。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我能和她说话吗？”
“我看现在不是时候。”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杂种。
“那你究竟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了，”他彬彬有礼然而十分坚决地说，“再见，医生。”
我强烈地预感到，这将是我和达历山德罗家族的最后一次联系，因此我决心把要说的全说出来。“见鬼，达历山德罗先生，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为了她，我可能杀了一个人吗？”
就连这样强烈的情感宣泄也未能感动他，他仍镇静地——显然十分真诚地说道：“马修，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将永远感谢你。”
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我无比痛苦地倒在了枕头上。
并且希望，打穿了我头骨的那粒子弹当时就把我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