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是法官啊；他不是律师。任何人也不能身兼此二职。
法官的职责就是依法公正地受理提交给他的事宜。法官不应直接卷入案子，采取有利于某一方当事人的行动。当然，有时法官为了伸张正义，可以稍稍点拨暗示某方律师采取某些步骤。威利斯本人在有关亨利·杜瓦尔“如无反对，即行生效”的听证会上也曾这样做过。
如果超出这一范围进行干涉，那就要受到谴责，那就是背叛法官的职责。
威利斯先生再次在窗户和写字台之间的地毯上踱起步来。今天，他那消瘦的肩膀更弯曲了，好象是责任的重担把他压弯了。他那沉思的长方脸上笼罩着不安。
威利斯想，如果我不是法官，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可以拿起桌上的电话要阿兰·梅特兰德。当他答应时，他只需说：请查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告》第34卷，1921年，第191页，“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一案。这就足够了。阿兰是个头脑敏锐的年轻人，不等今天登记处关门，他就会前来申请人身保护令。
那样就能防止亨利·杜瓦尔跟着船离开。
他想，我在乎这事。阿兰·梅特兰德在乎，我也在乎。
可由于我是法官，我不能……做这事……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然而……还有“不言而喻的大前提”。
这是他多年前在法律学院时记住的一句话。这句话学校现在还在教授，只是不常提及罢了，尤其是有法官在场时不提。
所谓“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一种观点。它认为，任何法官，不论其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完全不偏不向。法官也是人；因此他永远也不能把尺度绝对持平。他的每一个思考和行动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受他生活经历与背景的影响。
威利斯法官承认这一论点。他还知道他自己也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可以归结为一个词：贝尔森。
那是1945年的事。
如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的律师生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作为一个炮兵军官，和派往欧洲的加拿大士兵们一起，从1940年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在战争快结束时，已荣获军功十字勋章的威利斯少校作为英军第二军团的联络官，随同第63反坦克团解放了纳粹的贝尔森集中营。
他在贝尔森待了一个月，而他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将永远象幽灵一样伴随着他后来的生活。在那以后许多年，甚至直到现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30天中的经历仍然强烈地、历历在目地进到他的睡梦中。威利斯是个在严厉的外表下有着学者内心世界的敏感的人，当他离开贝尔森时，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要能为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贡献力量，他将不遗余力。
作为一名法官，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他带着疑虑宣判了有罪的被告，而他内心的直觉却告诉他，主犯是社会，而不是哪个人。但也有的时候，对一些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救药的重罪犯，他念其可怜不幸而从轻判处，因为那过去的阴影……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又浮现在了威利斯法官的脑海里。
现在。又是如此。
和“如无反对，即行生效”听证会前一样，亨利·杜瓦尔的命运仍在深深地搅扰着他。
一个被囚禁的人。一个被正当释放的人。
在这两个人之间隔着法官崇高的尊严。
委曲尊严，匡扶正义，他想道。他走到了电话前。
他决不能直接给阿兰打电话，他的谨慎在告诫他至少要做到这一点。但还有别的办法。他可以告诉他以前的律师合伙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此人异常机敏，一定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会立即把信息传递过去，并且不会透露消息的来源。但他的前合伙人是对法官的参与十分反感的人……
威利斯法官叹了口气。他想，搞阴谋，从来没有完美的办法。
电话通了，他高声说道：“我是威利斯。”
电话那端，一个低沉的声音热情地说道：“我真高兴，阁下，真没想到。”
法官急忙打断对方的话：“我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电话。”
对方大笑起来。“你好啊，威利斯？很久没见了。”对方的话音里有着真诚的情感。
“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得聚一聚。”怀疑他们能否会到一块。由于法官特殊的工作，他必须十分孤独地生活。
“嗯，威利斯，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吗？你想起诉什么人吗？”
“不，”威利斯法官说。他从来不善于闲聊。“我想和你说说杜瓦尔案件的事。”
“噢，那个偷乘者的事。我看到你的裁决了。真可惜，不过我看你也没有别的办法。”
“是的，”法官承认道，“没别的办法。不过，年轻的梅特兰德倒是个聪明的年轻律师。”
“我同意，”对方说道。“我想他给我们的职业增添了不少光彩。”
“我听说他们下了大力气寻找判例。”
“据我所听到的，”对方又大笑起来，“梅特兰德和他的合伙人把法律图书馆翻了个底朝上。可惜他们不走运。”
“我倒感到奇怪，”威利斯法官慢慢地说，“他们为什么没去查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告》第34卷1921年，第191页上的‘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我想，根据那个判例，他们得到人身保护令是没有问题的。”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法官可以想像出对方的眉毛挑了起来，似有不满。一会儿，对方用比刚才冷淡了一些的声音问道：“你最好再说一遍那个出处，我没记全。”
他又重复了一遍，一会儿便放下了听筒。威利斯法官想，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的。但他知道，那条信息将被传过去。
他看了看表，然后重又回到桌子上堆积的判决书上工作起来。
4个半小时之后，当黑夜开始降临在城市上空时，那位年轻而瘦弱的书记员站到门口说道：“阁下，梅特兰德先生来申请人身保护令。”
在明亮的泛光灯照射下，“瓦斯特维克号”吊索起伏，正在往舱里装木料。
阿兰·梅特兰德兴奋而自信地奔上满是铁锈的舷梯，来到拥挤而残破的主甲板。
船上的化肥味已经没有了。即使有一点遗迹也被正在吹来的新鲜海风驱走了。从新近砍伐的冷杉和雪杉木散发出的清香气味正在船上飘溢。
夜晚是寒冷的，但头上的星星仍在闪亮。
阿兰曾在圣诞节上午见到的那位三副，从船首楼走了过来。
“我来见杰贝克船长，”阿兰向对方喊着。“如果他在自己舱里的话，我会找到路的。”
细瘦的三副走近了说：“那你就自己去吧。即使你不认识路，你今晚也会有情绪慢慢找的。”
“是的，”阿兰赞同道，“我想是这样。”他下意识地摸摸西服的口袋，看看那张宝贵的纸是不是还在。
他朝船里面走去，边走边回头问道：“你的感冒怎么样了？”
“等我们一起航就会好的，”三副说道。“只剩48小时了，很快。”
48小时。真玄呐，阿兰想。不过看来他终于抢在了时间前面。今天下午他正待在吉尔福特街他的公寓里，突然汤姆·路易斯传来信息：去查阅“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一案。
他决定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但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去了法律图书馆。当他读到1921年的那个裁决时，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然后便是一阵旋风般紧张地起草、打字、校对和整理法律规定的宣誓书与人身保护令材料。无论紧急不紧急，即使是巨兽张着血盆大口扑来，也得用纸张文件去堵住……
然后便是向最高法院飞奔，要在关门前赶到登记处。他终于及时赶到了。几分钟后，他出现在威利斯法官面前，今天他恰好又是在庭接待法官。
法官象往常一样严厉和冷漠。他仔细地听着，简短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便批准了人身保护令——不是上次那微弱无力的“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而是无条件的人身保护令。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平静的却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阿兰的口袋里揣着那命令的原件和一份复印件，上面写着：我们的护教者，英联邦、加拿大和其它王土的伊丽莎白女王，以上帝的名义……命令你在接到此令后立即……释放亨利·杜瓦尔的正身。”
当然，之后还要举行法庭听证会，定于后天举行。但其结果已是肯定的了：“瓦斯特维克号”将起航，而亨利·杜瓦尔将不在船上了。
阿兰提醒自己，明天什么时候一定要给那位向他提供线索的律师打个电话。汤姆·路易斯记下了他的名字。是那人使他们扭转了局势……
他走到船长的门前敲了敲。里面有个声音大声道：“进！”
穿着西服背心的杰贝克船长正笼罩在他的烟斗冒出来的浓密的烟雾中，在遮着的台灯下写航海日志。他放下钢笔，站了起来，象往常一样礼貌地让客人坐在一把绿色的皮椅上。
阿兰因突然吸入烟雾而轻声咳嗽着，他开口说道：“我打断了您……”
“没关系，已经写完了。”船长伸手合上航海日志，又疲倦地说：“将来的考古学者在考察我们时代时永远也不会懂的。我们留下的文字太多了。”
“提到文字，”阿兰说道，“我也带来点东西。”他微笑着拿出人身保护令，递给了杰贝克船长。
船长慢慢地默读着，嘴唇也跟着动着，不时因讳涩的法律术语而停顿着。最后，他抬起头来，难以相信地问道：“这么说，你还是成功了？”
“是的，”阿兰愉快地说着。“这个保护令的意思是说，亨利已被从船上释放出来。他将不和你一起起航离开了。”
“现在，马上吗？”
“马上，船长，”阿兰果断地说道，“我想让他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跟我走。这个命令要求由我暂时监护他。”他又说道，“如果你有什么怀疑，可以找骑警来……”
“不，不！这不需要。”杰贝克船长放下人身保护令，脸上浮出热情而迷人的笑容。“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梅特兰德先生，但我还是要祝贺你。只是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我知道，”阿兰说，“我自己也有些喘不上气来。”
10分钟后，亨利·杜瓦尔出现在船长室里，他的眼睛闪着光芒，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身上穿着一件大了好几号的起绒粗呢西服，手里提着一只捆起来的瘪纸板手提箱。阿兰想，明天早上首先要做的事情中应当包括，用那笔基金为杜瓦尔买些新衣服，以便出庭。
“梅特兰德先生要带你走啦，亨利。”船长宣布道。
年轻的偷乘者点点头，激动和渴望使他脸上闪烁着异样的光彩。“我已经知道。”
“你将不回到船上来了，”船长平静地说道，“所以现在我和你道声再见。”
年轻人脸上的激动神情不见了。仿佛是船长的话使他看见了一个没有预见到的现实。他迟疑地说：“这个好船。”
“许多事情都是事在人为，”船长伸出手来。“我祝愿你幸福，亨利，愿上帝保佑你。努力工作，多多祈祷，要听梅特兰德先生的话。”
杜瓦尔忧愁地默默点点头。阿兰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场面，仿佛是父亲和儿子在告别。他感到两人都不愿意结束这一时刻。
“我们走吧。”阿兰要回人身保护令原件，留给船长一份复印件。阿兰一边和船长握手，一边说道：“杰贝克船长，与你结识我十分愉快。希望我们能再见面。”
“如果我再有偷乘者的话，我将找你来帮助他们。”船长笑着说道。
消息迅速传遍全船。当阿兰和杜瓦尔走出船长舱时，船员们已经自动停下了装船工作，排列到船栏杆旁，兴奋地议论着。斯塔比·盖茨拖着脚走上前来说：“再见啦，朋友，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和小伙子们送给你的。”阿兰看见一叠钞票递到了杜瓦尔手上。当他们走下舷梯时，船员们中间发出吵吵嚷嚷的欢呼声。
“站住别动！”从黑暗的码头上传来一声高叫。阿兰刚刚停住脚，只见镁光灯闪成一片。
“嘿！”他叫道。“这是怎么回事？”
“是新闻报道嘛，还能是什么？”丹·奥利夫说道。其他记者也都围了上来。
“你偷偷来啦，梅特兰德，”有人欢快地说道，“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你的踪迹。”
有一个声音道：“你干得好！”
“听我说，”阿兰抗议道，“我今晚什么也不能说。也许明早我们会发个声明。”
“让亨利说句话怎么样？”
“你愿意让亨利说说吗？”
“不，”阿兰坚决地说道，“总之现在不行。”
丹·奥利夫轻轻问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坐出租汽车。”阿兰答道。
“我的车就在这儿，你要到哪我带你去哪。”
“好吧，”阿兰同意道。“走吧。”
在其他记者们的反对声中，他们钻进丹·奥利夫的面包车。闪光灯还在周围不停地咔嚓咔嚓闪亮，杜瓦尔高兴得合不上嘴。
当车驶离了码头时，丹问道：“你要把他带到哪去？”
阿兰忽然意识到，由于其他的事情太多，都需要他一一思考，使他……他说：“让你说着了，我还一直没考虑这个问题呢。”他想，他自己的公寓太小了。但汤姆和丽莲·路易斯也许暂时能提供一个床位吧……
“我就知道会这样，”丹说道。“所以我们报社在温哥华大饭店里租了一个套房。由我们负责全部费用。”
阿兰迟疑地说：“我想这个可以吧。不过我原想找个简单点的……”
“管他呢！”丹加速闯过一个黄色交通灯，又说道：“让亨利也享受享受吧。”
一会儿他又说道：“关于那个旅馆房间，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总理就住在那层楼的另一间房间里。”他哈哈笑了起来。“豪登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