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洛德在费尔丁-罗思董事会内的朋友和同伙是克林顿·埃瑟里奇，这位很有成就的纽约名律师自命懂得科学。埃瑟里奇这样自负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转向学法律以前，曾在医科大学读了两年书。正如一个相识嘲讽他转学时所说的，“克林顿诊断出哪里有大钱，就开出了直通那里的处方。”
埃瑟里奇现年五十三岁，他那短暂而不完全的学医经历虽然远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却并没妨碍他信心十足地发表他对于科学问题的看法，而且发表时就像在法庭上发言似地振振有词，仿佛在暗示：他的话应该刻在石头上留诸后世。
这态度有助于洛德达到目的，只要洛德迎合埃瑟里奇的心理，假装成在科学上埃瑟里奇和他自己平起平坐。这样，研究部主任自己的观点就经常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出现。对洛德格外有利的是，他的观点还是通过律师的口才雄辩地讲出来的。
于是也就毫不奇怪，在专为考虑萨姆在英国建立研究所的建议而召开的董事会上，克林顿·埃瑟里奇对此建议率先发难了。
会议在博恩顿的费尔丁-罗思总公司大楼里召开。总共十六名董事中的十四名——全是男人——像往常一样围坐在董事会会议室的胡桃木长桌旁。
微微佝偻的高个子埃瑟里奇，以他那模仿来的林肯式风度亲切地开始了。“你是否指望，萨姆，如果这件亲英国的事情实现了，那边的人会对你非常满意，会邀请你到白金汉宫去用茶呢？”
萨姆和大家一块儿笑了，然后回了一句，“我所真正追求的，克林顿，是在女王的温莎城堡度一个长长的周末。”
“好哇，”这律师说，“我想这目的你可以达到。不过照我看来，这也是唯一可以达到的目的。”他严肃起来了。“你所提议的事，我认为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你的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巨大能力和成就。”
萨姆事先考虑过这次会议，一点也不想回避这场辩论。“我没有忽视美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他反对说。“我怎能那样呢？我们周围到处是这些成就。我只是想补充一些。”
另有人插话了，“那么，让我们把钱用来在这里补充。”“英国人自己，”
埃瑟里奇坚持说，“培育出一种神话，说他们那小岛上的科学如何高人一筹。
但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英国有它那所谓的‘人才外流’——他们有那么多的最优秀人物火烧着脚似地匆匆忙忙赶到我们这里，参加到美国的研究中来？”
“他们这样做多半是因为，”萨姆回答说，“我们的设备比较好，用于人员开支和购置器材的资金较多。不过你的问题，克林顿，恰好支持了我的论点：我国欢迎英国科学家就因为他们质量高。”
“在你看来，萨姆，”埃瑟里奇问道，“联系到我们这一行，目前科学研究的哪一个领域最重要？”
“无疑是遗传工程。”
“一点不错。”律师点点头，对回答感到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事实——你知道，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还有些科学知识——美国在遗传学这一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还将领先下去？”
萨姆忍不住想笑，但他没有笑。这一次，冒牌科学家可没让自己得到准确的消息。
“实际上，克林顿，”萨姆说，“这不是事实。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蛋内的发育过程，从而奠定了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在英国，一九○八年就开始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在那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此外，有许多工作是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博士在二十年代和以后做的。但最最辉煌的，有时被称为‘遗传学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现在英国——一九五三年在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博士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分子构造，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说到这里，萨姆微笑了。“沃森博士凑巧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说明基础科学无国界。”
有几位董事轻声地笑了，埃瑟里奇居然在情在理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认道，“就像我们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恨不得自己当初没有提过。”然后，他毫不动摇地又说，“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科学水平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摊得太开，摊到别的国家去设立机构，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研究的质量。”
有人低声交谈表示同意，这时另一位董事欧文·诺顿用他的指关节在桌上响亮地叩了几声以引起注意。他马上达到了目的。
诺顿七十五、六岁，是个通讯联络王国（包括一个电视网）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威信很高，有权有势。一般人都认为，费尔丁-罗思有他这样的董事颇为走运。现在，既然大家都盯着他，他那又高又粗的嗓子就大声地讲起来。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我们是在讨论——或者说应该讨论——本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的重大难题。我们选举萨姆·霍索恩当总经理，是因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办法，领导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议也体现了这三点。可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都被克林顿和其他人劝说得要把这建议否定掉。好吧，就我来说，我不愿意。”
欧文·诺顿瞟了埃瑟里奇一眼，他俩过去在董事会上就有冲突；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有讽刺意味了。“我还认为，克林顿，收拾起你那套专向陪审团摇旗呐喊的幼稚论调吧，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赶不上本董事会成员的。”
暂时没人吭声，萨姆·霍索恩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发现公司的董事会并不像许多人估计的那样，难得开一次高水准的会议，将感到多么惊奇。尽管有时也能作出有分量而明智的决定，但经常有多得叫人吃惊的低水准的争论和琐碎的吵闹。
“说到底，争那个有什么意思，”诺顿继续说，“谁的科学高明——英国的还是我们的？这并不重要。”
一位董事问，“那什么重要？”
萨顿用拳头敲敲桌子。“多样化！任何事业，包括我这一行，另有个与原来的完全分开并独立存在的‘思想库’往往很有好处。而使两者分开得最彻底的办法，可能就是让它们隔一个大洋。”
有人插话说，“这办法也将使花钱没个底了。”
辩论持续了近一小时，有更多的反对意见和其他想法提了出来。但有几位董事支持萨姆的建议，欧文·诺顿的立场加强了这种支持。最后反对意见消散了。原来的建议最终以十三比一的票数通过，克林顿·埃瑟里奇是唯一的反对者。
“谢谢你们，先生们，”萨姆表示。“我确实相信这决议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