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也不是没有站在人道立场上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
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塞维尔亦译地尔洼或塞尔瓦尔。于一八三九年写了《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谴责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玷污了光荣的英国国旗。这篇论文曾刊载于《中国丛报》，由林则徐的幕僚译成中文。
前面谈过清朝官员曾送回遇难得救的英国人。这是川鼻海战前夕的事。当时遭难的一个英国人叫多库特?喜尔。他的报告书中说林则徐让他看了这篇论文，并说：“你看，你们的国家不也是在谴责鸦片贸易吗！”
但是，英国政府早已打定了出兵的主意。
一八四年二月正式决定出兵。
印度总督俄库兰德下令动员四千陆军。其中以驻锡兰的爱尔兰第十八团和驻加尔各答的第二十六团为主力，此外还有孟加拉工兵两个连、志愿军几个连和马德拉斯炮兵两个连等。接着又组成了舰队，命令四月在新加坡集结。
印度的东方舰队由以下各舰船组成（舰船名称下的数字为装备的大炮门数）：
威里士厘号七十四战舰
康威号二十八
鳄鱼号二十八与窝拉疑号同型的轻巡洋舰
巡洋号十八
阿勒琴号十
阿塔兰塔号
皇后号
马达加斯加号
青春女神号东印度公司武装商船
从英国国内派出：
布朗底号四十四重巡洋舰
卑拉底士号二十
从开普敦紧急开往新加坡的：
麦尔威里号七十四战舰
摩底士底号二十
哥伦拜恩号十八
接着又派出：
伯兰汉号七十四战舰
进取号十八
在广东的水域已有窝拉疑号和黑雅辛斯号两艘军舰在游弋。在远征军到达之前，约翰?邱吉尔旧译赞卒治厘。舰长所指挥的重巡洋舰都鲁壹号（配备44门炮）于三月二十四日开进铜鼓湾。
除以上舰船外，还有伊古尔号、人鱼号、鸢号、约翰?阿达姆斯号、阿拉莱比号、库利夫通号、埃尔纳德号、拉罕马尼号、斯利马尼号等九只运输船开往中国。
4
当时英国是自由党执政时期，首相是威廉?迈尔本。出兵已经决定。但军费支付案如遭到国会的否决，实际还不能远征。
四月，政府如履薄冰，迎来国会的召开。
在下院，保守党成员、古雷内阁时期的海军大臣詹姆士?古拉哈姆果然作了长达三小时慷慨激昂的演说，谴责这次战争说：“这种不义的战争，即使胜利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光荣！”
外交大臣巴麦尊抖动他的薄嘴唇，站起来答辩说：“……在清国的英国臣民被施加暴行，英国的财产被没收，而且英国政府的代表遭到侮辱和监禁。这些不法行为使英国不得不同清国开战，一直到我们的要求被接受为止。可是，反对者却谈论政府在鸦片贸易上应受到谴责，应负在川鼻发起军事行动、引起战争的责任等等。……”
执政党的野心家托马斯?巴宾古谷?马科维列曾被《泰晤士报》揶揄为“饶舌的马科维列”。他为开战辩护，发表了下面的调子高昂的演说：“……义律先生命令在被包围的商馆的阳台上高高地悬挂起英国国旗。……看到这面国旗，濒死的人们立即复苏了。因为这使他们想起了自己是属于不知道失败、投降和屈辱的国家。……这个国家曾在普拉西原野上为黑色大厦的牺牲者报仇雪恨。自从伟大的摄政宣誓要使英国人的名字比过去的罗马市民的名字更受人们尊敬以来，这个国家就从不知道后退！他们虽被敌人包围，被大洋与大陆隔绝了一切援救，但他们知道，哪怕是自己的一根头发，如果有人敢对它施加危害，都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对这位饶舌的马科维列的开战演说，反对派古拉德斯顿作了以下的反驳：“……其原因是我从不知道也不理解如此不义的战争、如此遗臭万年的战争。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绅士，刚才谈到在广州光荣飘扬的英国国旗。其实这面旗子是为了保护禁品的走私而飘扬的。如果这面旗子现在要像过去那样在中国的沿海飘扬，我们看到它都不禁感到恐怖和战栗。……”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赞成的二百七十一票，反对的二百六十二票，以九票之差通过了军费支出案。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像塞维尔教授这些代表英国良心的人们，仰天长叹：“英国的国旗终于遭到玷污。今后我们看到它也不再热血沸腾了。”
查顿和马地臣之流举杯庆贺：“为英国的新领土香港和舟山干杯！”
乔治?义律旧译懿律，以示和查理?义律区别。少将被委命为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大使。这位五十六岁的海军军官是商务监督官查理?义律的堂兄。查理?义律也被授予了全权副使的头衔。三十九岁的堂弟义律跟他的堂兄的关系并不妙，两人在鸦片战争中经常争吵。
远征军的舰队越过印度洋，开往新加坡。
五月三十日，集结在新加坡的主力向中国进发。道光十九年的除夕（阳历二月二日），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但广州却谣传义律被解职，决定由前东印度公司大班、七十岁高龄的斯特温顿旧译士当东。（实际斯特温顿当时不过五十九岁）接任。这个谣传来源于《广州纪录》上刊载的一段未署名的报道：“据伦敦的报纸报道，乔治?斯特温顿将出任派往中国的特使。这消息令人遗憾。他是茶叶就是一切的时代的人物，眼中并无国家的荣誉。……”
从这篇稿子里可以看出，在中国的英国人对斯特温顿并无好感。原因是他是“反对鸦片联盟”的成员。
可是，一八四年四月他在下院所作的报告中却充满了矛盾。他说，我比任何议员都强烈反对鸦片贸易。但又说，这是正当而合理的战争，我支持政府。
斯特温顿将接任义律的传说，最后证实是一派谣言。
林则徐日记中记载，他听到义律将解任的消息后，认为是义律的不法行为违反了女皇的意愿。可以想见，他看了塞维尔的论文等资料，显然过于看重了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
阴历十二月初，林则徐身体不适，头痛臂痛，曾请苏州名医杜某诊治。这在他的日记中亦可散见。
十二月二十二日（阳历一月二十六日），他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通知。虽未赴任，但他此前已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现在由两江改调两广，等于是降格。拿薪俸来说，两江总督的养廉为一万八千两，而两广总督仅为一万五千两。至于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相差就更大了。
到了年底，他的身体似乎复康。大概是与前总督邓廷桢交接事务，忙得顾不上身体有病了。这一年的除夕“大风微雨”，天气不佳。日记的结尾写道：“甚忙碌也。”可见公务十分繁忙。
林则徐就是这样迎来了决定他命运的道光二十年。
林则徐日记缺这个重要一年的元旦至八月十四日（阳历二月三日至九月十日）部分。估计不是没写，而是散佚了。
5
前面我经常提到一些大家不常听到的官职名称和不太熟悉的制度。我认为日本的读者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历史不会有很多储备知识，所以不得不用很多篇幅作了说明，也许大家感到有点厌烦。
不过，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当时的中国与日本相比的一些根本差异的地方，以免读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日本历史背景，简单地套用到这部小说上。
首先，中国不曾存在过世袭身份制度。
日本的士农工商的身份是作为世袭而固定下来的。武士的儿子一定成为武士，农民的孩子不管其剑术多么高超，也不可能成为武士。
中国在制度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虽出身于农民家庭，只要通过科举，可以当官，也可以成为军人。当然，农民的孩子绝大多数还是务农。前面出现的驻守官涌的副将陈连陞，在鸦片战争中，他与儿子一起战死在沙角炮台。他们父子都是军人。关天培的儿子也是军人，林则徐的孩子们也都当了高级官吏。
这是环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强制的。贫苦农民因为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很难当官。中国的通俗小说和戏剧中，很多故事都是说贫苦青年刻苦用功，科举及第，当上大官，得到美妻。
也有人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如前面提到的疍民、乐户和佃民等。但从全国的人口来看，他们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
有人认为，大致来说，过去的中国只存在士大夫和非士大夫两个阶层，即读书人和非读书人。但这绝不是世袭的阶层。
日本有着严格的世袭身份制度，绝不能以此来类推当时的中国。
其次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在传统上重文轻武。
日本是尚武的国家，武士统治国家的时期很长。中国恰恰相反，是尚文的国家，录用官吏的考试也要求有诗文方面的文学修养。
小规模的战争姑且不说，凡是涉及国家命运的大战争，一般都任命文官为总指挥。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武官当大战争总司令的，恐怕只有宋代的岳飞和现代的蒋介石。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是医生出身的孙文；中国共产党也是由文的毛泽东来总指挥，其地位在武的朱德之上。
这是彻底的文官控制制。穿军服的历来受到冷遇。
在清代，同级的官吏，人们认为武官要比文官低得多。文武官员的薪俸——“养廉费”，同级的武官只有文官的十分之一。
当然，文官要用它来养活许多幕客，而武官所指挥的士兵的薪饷另有费用支出。所以利用虚报士兵人数从中揩油的现象相当普遍，本来就受轻视的军队更加腐败。
拿广东来说，从一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本来应在正二品的巡抚怡良之上，可是在联名上奏时，武官关天培的名字一定要摆在怡良之后。
从二品的海关监督予厚庵的名字，一般当然摆在关天培之后，但有时却相反。如道光皇帝下达褒奖广东领导人没收鸦片的上谕时，名字的顺序是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予厚庵、关天培。武职就是如此受到轻视。
在这一点上，和同时代的日本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