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澳门的酒吧间老板保尔?休兹，来到广州看望老朋友约翰?克罗斯。约翰一向体弱多病，病倒之后，心情很灰暗。“唉，保尔，”他沮丧地说，“我是不行了。”
“瞎说什么！约翰，快点好起来，到澳门去。澳门有酒，有女人。”保尔扇动着蒜头鼻子，鼓励约翰说。
约翰的身旁还有他的好友哈利?维多。哈利有点生气地说道：“约翰，你什么也不用担心。要像保尔说的那样，快快地把病治好。”
约翰好像安心了似的，闭上了眼睛。
保尔一走出病房，就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啊呀呀，看望病人这种憋人的劲儿，我真受不了。”他向哈利耸了耸肩膀，说：“咱们上哪儿去呀？广州什么也没有！”
“是呀，只能散散步。”哈利说。
广州十三行街的商馆和日本长崎的出岛一样，禁止妇女入内居住，夷人的行动也受到限制。在夷馆的南面，至珠江岸边，有一块三百步远近的空地。夷人只能在这里走动。这块空地的西半部叫作美国花园，东半部称作英国花园。
保尔和哈利从商馆出来一看，只见这个散步场拐角的石阶上，有五六个水手或坐或躺，随意自在地喝着酒。
“哎呀！那是干什么？”保尔朝美国公园那边一看，不觉歪着脑袋惊诧起来。
那里围拢着许多人。
根据中央的命令，广东当局不得不严厉惩罚烟犯。
总督和巡抚了解了一下过去禁烟的情况，对禁烟的名人韩肇庆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而韩肇庆也没有辜负上司的希望。
韩肇庆常说：“对不老实的烟犯要毫不留情。”同样是烟犯，那些未向他行贿的人，在韩肇庆的眼中则认为是“不老实”。他把这些不老实的走私者一个接一个地抓起来关进监牢。而那些按时如数向他行贿的烟犯则逍遥法外，而大规模搞走私的恰恰是这些人。在行贿上小气的，一般都是生意萧条的小走私犯和投机商人。
一个名叫何老近的家伙就是这种生意上不太景气的鸦片走私商。他虽然叫这样一个带老头味道的名字，其实不过三十来岁，尖尖的脑袋，长着一双狡猾的眼睛。他虽然自以为很机灵，但过去已被抓过三次。每次都挨了“杖”刑，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
对鸦片犯的刑罚，以前规定最高为“杖”一百。可是，现在正赶上严禁论高涨，对恶劣的烟犯处以重刑。尤其是因为中央督促很紧，为了向上面报告，往往也用重刑来惩罚烟犯。
何老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烟犯，不了解天下的形势。他心里想，这次是第四次，说不定杖一百过不了关，但最坏也不过是两三年徒刑。
可是这次却判了“绞首刑”。这样做是为了杀一儆百，同时又可以作为严惩的事例向北京报告。这个何老近，这一下可大大地丢人现眼了。
两广总督命令南海县当局，对这个“重要烟犯”的处刑要发挥最大的作用。意思说，不声不响地处刑达不到杀一儆百的目的，要尽量大张旗鼓地进行。
南海县的知县向县丞传达这道命令时，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鸦片是洋人推销的，元凶是洋人。我们要杀一儆百，让老百姓看固然很重要，但真正说起来，还必须让洋人看。”
县丞是辅佐知县的正八品官。他把行刑的典史叫来说道：“要尽量在夷馆附近处刑。”
县里捕捉犯人的巡检是从九品官。而作为狱吏的典史，不入正从九品之列，俗称“未入流”，不过是一个属僚，大体相当于军队中的下士官。这位典史把“夷馆附近”定在夷馆的门前。
十二月十二日（阳历），南海县典史坐上椅子，带着十二名戴红缨帽的营兵，来到了临时刑场。绞首台搭在美国公园的中央，正好冲着瑞典馆的门前。
典史轿子的后面跟着一辆囚车。囚车里载着死刑犯何老近。他的脖子上缠着七尺长的铁链；脚上带着铁镣。何老近吓瘫在囚车里，当营兵把他从囚车里拖出来时，被花园里的外国人看到了。他们赶忙跑进夷馆里去报告。
从夷馆里跑出约七十名外国人，向典史抗议。典史已经悠然地坐在广场上的一张桌子前。这是官座，一个营兵站在他的身后，为他打着一把带长柄的遮阳伞。
外国人中有一个在美国帕金斯商会（旗昌洋行）工作、名叫威廉?汉特的青年。他质问典史说：“把散步场当作刑场，这太不像话了。有正式的刑场，应当在那里执行。”汉特是马六甲的那个有名的英华书院的毕业生，中国话讲得相当好。
典史威武堂堂地回答说：“处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执行。”
“这里的土地是作为散步场租给我们的。”
“但这里是大清帝国的领土。”典史瞪了汉特一眼。
汉特在他的回忆录《条约缔结前在广州的洋人》中这样写到当时的情况：
……这次的抗议是需要勇气的。……旁边就是绞首台，眼前是脖子上套着锁链、由两名狱卒支撑着的死刑犯。这三个人都用吃惊的眼睛凝视着我们。典史的仆人在给主人装烟。营兵和轿夫们带着一种新奇的表情。
这时如果没有一批水手来到这里，真不知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保尔发现的正是这个正在进行抗议的场面，“去看看！”
正在喝酒的水手们拔腿跑起来。
“这是干什么呀？”保尔跑到旁边问道。
“那个当官的要在这儿处死人。”一个公司职员解释说。
“同咱们商馆有什么关系吗？”
“据说是鸦片犯。”
“什么？要在咱们的面前绞死鸦片犯吗？！”一个水手说。
“太残忍了！”
“这是杀鸡给猴子看。”
“最近也要杀咱们洋人吗？”
这时，一个喝得大醉的水手突然大声喊道：“那不是何老近吗！？”
套着锁链的何老近一听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抬起他苍白的脸。
“果然是何老近！”经常走私鸦片的人和船上的水手，往往是老相识。“好！何老近，我来救你的命！这是什么玩意儿！”
那个喝醉了的水手，紧抱着绞首台摇动起来。他的伙伴们也帮着摇晃，闹着玩。临时搭起的绞首台很快就被拖倒了。
典史狼狈地站起来，喊道：“干、干什么！”水手们踢开典史坐的椅子，推翻桌子，把茶壶扔在地上，砸得粉碎。有的人乱扔茶碗，有的人挥舞着从绞首台拆下的木板，冲进了看热闹的人群。营兵拔出了刀。
这真是千钧一发。水手们性子暴，加上又喝了酒，但商馆的外国职员确实已感到情况的严重性，开始拼命地阻拦水手们。
哈利也紧抱着那个最难对付的醉汉的腰，不让他动。“我说，你们能不能先从这儿撤走呀？”哈利冲着典史说。
典史战战兢兢，看来有点不知怎么办好了。他嘟囔着说：“好、好吧。……”
2
在夷馆的广场上行刑，完全是典史想出来的主意。县丞的命令只是说“在夷馆附近”，并未坚持非在广场不可。所以典史根本就没有打算排除这种抗议和暴行，一定要在这儿行刑。
反复考虑的结果，是典史在离夷馆不远的西关重新搭了绞首台，把何老近处死了。事情就这么凑合过去了，清国的官吏本来就不想把事情闹大，典史对醉酒水手的粗野行为也就置之不问了。
不过，在看热闹的人当中，却有人不同意就这么了事。
在帆船聚集的珠江岸边，沿着夷馆散步场的南面，有着海关的分署和监视所，督视一般的老百姓，尽量不让他们同夷人接触。所以在发生这次事件时，围拢来看热闹的中国人主要是在夷馆的仓库里干活的苦力，另外就是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人。人数很少。在看热闹的中国人中，有一个名叫阿才的十六岁少年。他在夷馆的仓库里干活。有一次他无缘无故地被洋人踢了一脚，一瘸一拐地跛了好几天。这一次他又倒霉，被醉酒水手扔出的茶碗打中了左颊，流了好多血。
“兔崽子！决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他在西关的闹市区，把夷馆散步场事件告诉了人们。“这些番鬼太岂有此理。你倒了霉啦！”单凭这些同情的话儿，阿才是不能满足的。他心里想：“有人能为我把番鬼揍一通就好了。”
阿才接着走进一家大茶厅。——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咖啡馆。他在那儿又大声地控诉起番鬼的暴行。
满脸不高兴的老板走出来说道：“喂！小家伙，这儿可不是法庭，你不要妨碍我做生意嘛！”
这时，里面一间雅座的门帘撩了起来，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走出来开口说道：“喂，小家伙，你刚才的话我听到了。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您看这儿！”阿才指着他的左面颊说。
“哦。那些当官的溜了吗？”
“是呀。他们嘴里说算啦算啦，夹着尾巴溜掉了。”
“这些软骨头！那么，那些看热闹的人呢？”
“人数很少。”
“好！这种事决不能忍气吞声。小家伙，”那汉子拍着厚实的胸脯，用浙江口音说道，“我给你报仇！”
这家茶厅的拐角上有一单间雅座。刚才进来了三个客人。其中一个是西玲。她最近同一些慷慨激昂的人士交上了朋友。今天她从石井桥来到广州，约了两个“同志”到这儿来喝茶。其中一个是何大庚，另一个是钱江。
雅座虽说是单间，其实只不过挂了一张布帘，所以阿才的话听得清清楚楚。首先走出来的是钱江。这位浙江口音的钱江，字东平，是一位慷慨侠义之士。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了“游侠列传”一项，给我们留下了游侠之士的传记。遗憾的是编写清史的清朝遗老们是顽固脑瓜，在《清史稿》上没有设游侠传。就连龚定庵的传也仅写了八行就草草了事。他们这样的编史思想当然不会让钱江登场。
钱江的事迹只能通过一些闲书来了解。
有的书上说钱江“为人负奇气，以豪侠自命”，“被酒谈兵，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另外的书上说他“口若悬河”，但“恃功而骄”；或者说“自恃其能，气焰日盛”，“往往以言语相侵侮”。看来他这个人有奇才，性格豪放，但很傲慢，不好相处。
可以称之为鸦片严禁论发起人的黄爵滋，曾经赠诗给钱江。其中有这样两句：
渥涯天马慎飞腾，终见云霄最上层。
这诗大概的意思说，天马如能慎于飞腾，最后一定会看到最高的云层。钱江本来是可以成为这样杰出的人物，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做到。
在英军发动侵略的时候，向广东义民发出的檄文就是钱江和何大庚执笔的。作为檄文这是第一流的。后来他还写过《钱江上太平天国洪秀全书》，这也是一篇痛快淋漓的文章。
他那口若悬河的口才也不次于他的文才。这位天才煽动家亲自出马，对广州的民众进行宣传鼓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立即有上万愤慨的群众，手里拿着扁担、石子朝着十三行街奔去。
夷馆被重重包围起来。据外商方面记载，包围夷馆的人数有八千至一万。
3
民众的激愤是因为洋人侮辱了中国官吏。其实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如果没有更深的原因，即使有钱江的三寸不烂之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把上万的群众动员起来。
一般的民众一提到“洋人”，马上就会联想到“鸦片”。当时几乎每个人的家人或亲戚朋友中都有抽鸦片的。据说只要一家中有一人抽上鸦片，这个家就完了，情景十分悲惨。绝大多数的不幸都是起因于鸦片。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在诅咒鸦片。
包围夷馆的群众中，许多人高呼：“打倒鸦片鬼！”“砍掉鸦片大王的脑袋！”
黄霁青的《潮州乐府》说：
莺粟之瘴难医治，黄茅青草众避之。
中此毒者甘如饴，床头荧荧一灯小，
竹筒呼吸连昏晓，渴可代饮饥可饱。
块土价值数万钱，终岁惟供一口烟。
久之黧黑两肩耸，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
呜呼！田中莺粟尚可拔，番舶来时那可遏？
国内不论怎么禁止，即使拔掉田中的罂粟，番舶（洋船）运来了鸦片还是毫无办法。——诅咒鸦片的情绪已经变成了对洋人的怨恨。
躲在监视所里的十几个官吏，早已对这一大群充满怨恨的群众束手无策。
查顿和墨慈从窗口向下看到的就是这情景。夷馆的洋人们吓得面如土色。让一万名群众冲进来，洋人会一个不剩地统统被踩死。十三行街的夷馆里只有三百多商馆人员。另外还有船员水手，但人数也有限。在他们看来，这些蜂拥而来的群众都是“暴徒”。为了对付这些暴徒，商馆选出具有战斗经验的、亚历山大号船长拉斯克当指挥，进行防御。
馆内的手枪、步枪等武器都集中在一起，大门里面堆积着煤箱和家具，防止人群冲进来。更有效的防御武器是玻璃。他们把所有的空瓶子统统都打碎，撒在门上和路面上。包围夷馆的几乎全是劳苦人。他们不像士大夫阶层那样都有鞋子穿。对付赤脚的敌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碎玻璃片。
“咱们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开门打出去！”
拉斯克船长提出了建议，但查顿表示反对：“这太轻率。等于白白送死。”
“不会的。咱们有武器，对方只有棍棒，完全是乌合之众。”
“一开枪，问题就严重了。恐怕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贸易肯定会停止。”墨慈说。
“更严重的是，”查顿冷静地说，“我们都成了棍棒的目标，统统都会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