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发生的这场同日本的军事冲突，清廷高级官员们都认为是“李鸿章的战争”。
民间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鞑虏和倭人相争”。
所谓鞑虏，是汉族对满族的蔑视性称呼，是把塞外的“鞑靼”和奴隶之意的“虏”组合成词。
在清朝供职的汉族人自当别论，一般的汉族则对以满族为中心的清王朝几乎没有效忠之意。三十年前被镇压下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绝不是由于它所提倡的基督教立国的理想，而是“灭满兴汉”这句口号引起民众的共鸣。太平天国称满族人为妖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击溃太平天国的却不是清朝自己的御用军队八旗军，而是汉族的湘军和淮军。湘军、淮军是分别由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军队，两人都是汉族的大官。
从那以后，保卫满族王朝的骨干军就是湘军和淮军系统的汉族军队，政治实权也掌握在几个汉族大臣手里。
满族（他们都属于八旗中的某一旗，所以被称为旗人）中的一些人，对这种现状相当不满。从他们本意来说，为了改变汉族大臣权势过大的现状，让日军把李鸿章作为政治资本的军队打垮，使他遭受一次挫败，是最好不过的。
不仅在满族中，在汉族大臣中李鸿章的政敌也不少。他们也暗暗盼望李鸿章的私人兵团——北洋军，最好被日军打垮，只要有北洋军在，想把李鸿章拉下台是不容易的。
从一般人看来，满洲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是毫不相干的两伙人。他们要打仗，最好是满洲人打败仗，那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汉人政府。
如果仅仅是对这场同外国的战争漠不关心，倒也罢了，然而，他们盼望的是“打败了倒好”。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委实不少，所以激发爱国气氛之举丝毫不见效。
清政府上层负责人对战争的未来也毫无远见，只有李鸿章及其周围的人考虑了。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使军队减少损失，尽可能争取外国出面干涉，停止战争”。
与之相比，日本对于这次战争及战后的方针却研究得极其详尽。宣战后，在8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陆奥外相提出甲乙丙丁四项提案，由全体阁僚审议。
甲案——帝国政府已向国内外正式宣布，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并努力促其内政改革。同中国的这场战争，倘若如我（陆奥外相）所期望的那样，日本帝国胜利，也仍将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任其行使自主自治，我国不予干涉，也不允许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涉。命运由朝鲜自己把握。
乙案——承认朝鲜为名义上的独立国，由帝国直接或间接、永久或较久地扶植其独立，但自己防御外侮。
丙案——朝鲜不能以自力维持其独立，如果帝国直接或间接均不能尽保护之责时，可依从英国政府从前的建议，由日、中两国共同负责朝鲜领土之安全。
丁案——朝鲜以自力终无指望成为独立国，帝国以独立无法保护，日、中两国在维护其独立中无法取得协同一致时，由我国邀请欧美诸国及中国，仿照欧洲之比利时、瑞士，将朝鲜确定为世界的中立国。
阁议认为此四案各有利弊。
甲案将遭到国际上的议论。从现状来看，确认朝鲜实质上的独立是困难的。日本不干涉，也不允许他国干涉，任凭朝鲜自理，倘若它再度选择排日亲清路线怎么办？现在投放巨额军费，出兵朝鲜，将来却蚀掉老本。甲案不足取。
由日、中两国负责保全朝鲜领土的丙案，因无法保证两国的意见一致，所以也不现实。
至于丁案，免不了要让那些不出一兵一卒的欧美诸国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也无人赞成。
结果，只有乙案较为理想。不过，这必将造成日本独占朝鲜的局面，恐怕会招致国际上的责难。一旦其他国家侵略朝鲜，如俄国，单靠日本的实力能否阻止？
目标是乙案，但要推行乙案必将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决定改日再讨论。
乙案——把朝鲜作为日本的保护国，这是一致指向的目标，至于剩下的细节就留待日后讨论。
8月20日，日本同朝鲜之间签订《日朝暂定合同条款》，大致内容是大鸟公使从前向朝鲜政府提出的内政改革、依靠日本资金技术维护铁道和电报线、聘用日本顾问等。
8月26日，在上述条款的基础上又签订了《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其内容如下：
一、此盟约的目的是促使清兵撤出朝鲜境外，巩固朝鲜国之独立自由，增进日、朝两国之利益。
二、日本国担负对清军作战之责，朝鲜国应向日军提供粮食等一切方便。
三、与清廷签订和平条约后此盟约废止。
这个条约由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大鸟圭介同朝鲜国外务大臣金允植两人签字盖章。
日本政府步步紧逼，而清政府则一味等待外国干涉，不采取任何对策。
日本惧怕北洋海军巨舰，但李鸿章心里明白，它们是不足为用的。李鸿章反倒把希望系在陆军身上。
日本惧怕“定远”、“镇远”，但对陆军很有信心。因戒备北洋舰队，开始时把军队分散，输送到北洋舰队不能出没的地方，而最后一次直接把军队输送到仁川，结果也真的成功了。
起初，日军的兵力非常分散，然而中国的陆军却没有抓住各个击破的机会。
“尽可能在平壤长期固守”，这是李鸿章给朝鲜前线指挥官的任务。清军诸将以此为借口，从不出击，只是在城内大筑堡垒。这无异于向日军宣布：我们专事防守，并无出击之意。
在战斗之前胜败就定了。
“趁夜逃脱的袁世凯！”日本这么说袁世凯。
袁世凯乔装假扮，溜出汉城公署，从仁川港逃回天津，难怪人家如此讥讽。
袁世凯称病留住天津，没接受北京宫廷的召见。在日本的强硬政策面前，他一败涂地。他害怕追究责任；也有人说害怕追究责任的是李鸿章。
谣言四起，传来传去，后来竟传说，“袁世凯被人毒杀”。
这一消息在日本的报纸上也引人注目地登载了。
传说谋杀袁世凯的是李鸿章的亲信。
也有传说，从朝鲜逃回天津的袁世凯被李鸿章软禁起来，谁也不让见。袁世凯在朝鲜失败了，但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照李鸿章的指示做的，所以他的失败就等于李鸿章的失败。李鸿章为人卑鄙，想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袁世凯一人身上。他害怕袁世凯揭露，便把他软禁起来，后来又毒杀了。
还有活灵活现的传说：被软禁的袁世凯从天津逃了出来，要向北京朝廷公开一切内幕。他逃出虎口，到达北京，便去找一位亲友，哪里想到这个亲友早被李鸿章收买了。袁世凯自以为巧妙地逃出了天津，其实，那是李鸿章故意安排的空子让他逃走，并且估计到他逃出后肯定奔北京，还估计到他的落脚点一定是那个亲友处。
可能是给了很多钱，也可能是凭借权势、地位的压力，李鸿章命令袁世凯的亲友“把他毒死！”
接到李鸿章的密令，亲友含着热泪对袁世凯说：
“欢迎，欢迎！从朝鲜回来，一定很辛苦，今天晚上我为你接风洗尘！”
哪里知道这位亲友竟在酒菜里下了毒药，可怜袁世凯中毒身亡。
李鸿章多么卑鄙无耻！
——当然，这是一些谣言，但当时信以为真的人颇多，认为“这种事很有可能”。
日本报纸甚至报道：“目前在北京、天津一带，袁世凯被毒死一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在当时的中国，袁世凯也算是为数极少的朝鲜问题专家。从时局来说，这么难得的人物岂能任其闲逛？毒杀之说更是不着边际。
李鸿章正考虑如何把袁世凯安排到朝鲜问题的新的岗位上，但是，袁世凯已经吃够了朝鲜问题的苦头，再也不想问津了。李鸿章为袁世凯准备的位置是保持原来的“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兼任“抚辑事宜”之职。这是负责兵站的工作，同日本交战时，补充军粮、武器弹药等。
不只是袁世凯，而且还安排周馥为“前敌营务处总理”。他同前线的将领们关系很好，可以协助袁世凯，这就是李鸿章的人事安排。
和袁世凯一样，周馥也不喜欢这工作。两个人四处活动，想卸下这项职务。有时去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处，有时乞求亲戚帮助，有时求助于北京的权势者——翁同龢和李鸿藻等人。然而，李鸿章却无意变动。
这一时期袁世凯的性情变得非常乖戾，同主子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僵。由于这种情况，外界便做了种种臆测，最后竟造出袁世凯被毒杀的传闻。
周馥同袁世凯两人总算着手组织机构了。
“等我军夺回汉城时，驻汉城公署要立刻正常运转，所以事先必须选好人。”周馥说道。
“话是这么说，但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找？”袁世凯不大起劲地说道。他心里暗暗说：清军能夺回汉城吗？
袁世凯见过日军的严格纪律和紧张机敏的集体行动，也见过整个清军过于懈怠散漫的形象，所以，他认为我军毫无胜算。不过，当周馥的面，不能说真话。
“请北洋给调查一下不就行了吗？”周馥说道。
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人事方面的天才。他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所谓政治，除了人事关系以外，没有别的。他的头脑里满满地装着哪里有什么样的人物，其亲属关系和派系等。如果两个都是有才能的人，把他们放到一起工作，有时会产生龃龉，坏了事。一个人工作又太孤单。倘若找出一对竞争者，安排在一起，就一定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多年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深懂得这一点。
领导阶层的人物现在在哪里，李鸿章自己也许不知道，但他的幕僚集团会调查得一清二楚。这也是幕僚们分内的事。
“好吧……”袁世凯有气无力地答道。
机构组成之后，两人决定到距离前线较近的地方——辽宁去。他们离开直隶省（现在的河北省），越过山海关，进入辽宁省地界时，已是阳历的9月9日。
不同部队的士兵聚到一起，总要发些牢骚，因为他们的话题离不开待遇问题。
“你们按时发饷吗？”
“发倒是发，就是不按时，一拖再拖。你们那里怎样？”
“饷银按时发给，只是伙食糟透了！昨天我瞧了一下北门的伙食，他们吃得可真不错，量也多。”
“提起伙食，我们那里就更差了，简直没法说。你们的伙食，比我们的强多了。”
“是吗？比我们这里还坏？真不敢相信。”
关于饷银有明确规定，只能拖上几天，过多的花招使不上，克扣伙食费却是常事。
士兵们互相交换待遇方面的情报，大致知道被克扣了多少，便觉察出他们的状况比别的兄弟营坏得多。
最坏的是卫汝贵的盛军十三营，左宝贵的奉军六营伙食量比他们多出一倍。这可不是光凭传言，而是盛军士兵亲眼看见了的。
“他妈的，让他克扣了这么长时间！”
卫汝贵麾下的士兵们牢骚满腹。
事隔不久，不知谁透露出统帅卫汝贵是某大当铺的老板。这个消息在士兵中间传开了。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银行机构，当铺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机关。经营着一家大当铺，用现在的语感去体会，就等于说他“有一个银行”。
“克扣我们的伙食费，拿去做当铺的本钱。妈的，他算个什么统帅！”
“就这样让我们去打仗？少开玩笑，打仗可是个玩命的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