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独立国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独立国没有外交权，属国没有外交权。”唐绍仪给袁世凯讲了一通国际政治学入门。听了他的话，袁世凯转动着眼珠子大叫：“不行，这可不行！”
朝鲜政府派遣使节，初时袁世凯以为只不过是一般的交涉罢了，当唐绍仪讲了重大的政治意见之后，他有些狼狈了。
朝鲜对外派遣使节，并非没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过闵泳骏，事后报告清政府，袁世凯完全没有当回事。
“似乎还要搞先派后咨。”袁世凯一直没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尔从情报网得到一些消息。
“这么说不读国际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出来？只把紧要的部分简单地、立刻能懂地……”袁世凯对唐绍仪说道。
“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改变从前的“先派后咨”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派遣美国，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颠拜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尔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
事情变得麻烦了。
尽管是朝鲜问题，但事态一旦扩大，交涉就变成上峰的事，当然也要征求一下袁世凯的意见，但那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
朝鲜政府知道这时候应该对清廷做些什么，那就是在体面上多动动脑筋。于是，特派礼宾司主簿尹奎燮去天津，郑重陈述事情原委，恭请裁决。
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朝鲜政府深知这一点。清政府要求把派赴美国的外交官朴定阳的“全权公使”改为三等公使。
向美国派出外交官的最大目的，在于宣扬独立自主，何况朝鲜和美国之间没有多么大的悬案。为此，必须争得“全权”这一头衔，否则，好不容易的一次派遣，将会减去一半效果。
尹奎燮在清廷顽强地坚持：“根据条约，双方互换外交官。美国驻朝鲜公使是全权，而朝鲜也应与之相同。由于我国经济贫困，不便与之对等交往，一俟递交国书任务完成后，朴定阳立即归国，其后，以一等书记官代理公使，以节约国库开支……”
清政府终于被说服，承认了“全权”，但提出三项附带条件：
一、朝鲜外交官到达外国时，须先向那里的清公使馆报告，会同清公使齐赴该国外交部。其后诸事，可不受拘束。
二、宫廷、国家的正式仪典、集会等，朝鲜外交官应跟随清公使之后。
三、外交中的重要事项，朝鲜外交官应首先同清公使磋商。
朝鲜政府痛快地同意了。第一、第二两条只是个体面问题，第三条的重要与否，全凭朝鲜方面判断，即或有所违犯，也易于辩解。
朴定阳终于在十一月十二日成行。他乘上美国军舰，离开了仁川。
驻美国公使是张荫桓，他属下有一个叫徐寿朋的一等书记官，他们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以为朝鲜公使一到任，准能前来中国使馆报到，端着架子等着。
然而，朴定阳接到的任务是故意装傻，不理睬上述三项原则，以创造“自主独立”的实绩为最高目的。他更高一筹，委托同行的美国人亚连代他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亚连传话说：“风闻到达美国时，须立即拜访中国公使馆，但实际上我本人没有接到训令，也许是电报延误了。总之，我没有接到训令，现在只好依据‘外交常识’行动，请予谅解。”
朝鲜全权公使朴定阳终于单独去美国外交部，拜会了国务卿贝亚德，然后又谒见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由此，朝鲜向全世界表示它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国公使张荫桓从华盛顿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朝鲜使者态度不逊，大伤我国权威，应予惩处。”
北京向汉城的袁世凯转发这一电报。袁世凯怒气冲冲地闯进宫廷。
“这是个差错，保证今后不再犯。立即往华盛顿发电。”这就是朝鲜方面的回答。
“三项附带条件中之第一条，有损于朝鲜国体面，可否删除？”朝鲜提出新方案。表面上说保证今后不再违犯，却提出废掉第一条，显然是不打算遵守的。
朝鲜像一条游鱼，窥视着清政府的每一个空隙，准备溜走。而驻在朝鲜的各国外交官也不断向朝鲜政府兜售各种计谋，以致朝鲜成了难以对付的交涉对象。
李鸿章把堆在桌上的卷宗分成两部分，顺手翻开最上面的。他要暂时离开天津，必须把要紧事情处理一下。
这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甲申事变”过去四年了，李鸿章六十六岁。
“岁月不饶人……”他停下整理公文的手，摸了摸额头，指尖感觉出那里的皱纹明显增多了。此刻整理的是前一年的东西，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到了要收场的时候了。为排除凄凉之感，只有热衷于工作。
把一年来杂乱的公文披阅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一些相互关系，理出了一点头绪。
“朝鲜变得不好对付了，有关朝鲜的事情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
回想一下去年的一些事情，他终于明白了朝鲜政府的手法要比中国更为细致、更有条理。
“为什么当时没注意到呢？”李鸿章独自嘟囔着。
当然，他是有可辩解的。前一年，1887年，对于清政府来说，简直是台湾年。经过中法战争，台湾的重要性凸显起来。置于福建省管辖之下的台湾，前一年成为一个省，十月任命了第一任巡抚。也许李鸿章对台湾过于重视，因而疏忽了朝鲜。
“唔……就是它……”他拿起一件公文。是几行字的报告，可能是袁世凯亲自起草的，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写着：“有必要考虑对此事的报复！”
这是关于朝鲜政府解任金允植等人的报告。金允植是人所共知的事大党——亲清派的领袖，撤掉亲清派领袖，显然是对袁世凯等清政府方面驻朝鲜官员的挑战。然而，在朝鲜政界却看不出什么重大的派系抗争。
还有铅笔附记：“是否有私人怨恨？”并非政策上的意见对立，而是个人间争执，也可能是争权夺位的倾轧。
盟友金允植被解任，袁世凯可真有点头疼了。报告中虽未详细述及，但可以想见，袁世凯闯进朝鲜宫廷，大发雷霆地喊叫：“为什么把金允植免职了！”
对此，朝鲜宫廷一定是照例含糊其辞，应付一阵子便马虎过去了。这时，李鸿章心里若有所悟：“问题就在这里，没错……”
金允植解任之后，立刻有闵泳骏赴日之事。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袁世凯，金允植的解任尽管是一时的，也觉得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受到了刺激，无暇顾及其他。于是，时隔不久便将闵泳骏派往日本，充分运用了“先派后咨”的手法。
李鸿章认为，金允植的解任，也许是他本人同意的，上演的一出戏。
亲日派、亲俄派、亲清派——目前分成这三派，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朝鲜总有一伙人出来支撑局面，李鸿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合谋。
假如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密谋，那么，朝鲜政府的确不简单！李鸿章望着天棚想。
四月末，李鸿章同葡萄牙签署了通商条约，五月五日去旅顺、大连，视察新购进的军舰“致远”号。
“这些等回来再办……”李鸿章把一些新近的文书归拢到桌子一角。因为上了年纪，自言自语的毛病越发厉害了。他抄录了公文的标题。
《朴定阳尚未归国》——戴着“全权”头衔的朴定阳原来说递交国书后立即返回朝鲜，但时过一年半之久，仍没有从华盛顿动身的迹象。
《金嘉镇未来拜访》——这是东京来的报告，当了驻日代理公使的金嘉镇，按照前述三项附带条件，应该到中国驻日公使馆拜访，然而迄今并未执行。说起来，任命金嘉镇为驻日代理公使，清政府就感到不快。金嘉镇积极靠拢俄国，由于袁世凯的强烈要求，朝鲜政府把他“放逐”，怎么这么快又起用了？
只因为接触了俄国，就断定是亲俄派，这确实值得研究。像接触日本、接触美国一样，按理应当统称他们为独立自主派。不，称派也不妥当，因为朝鲜有主见的政治家都在内心深处怀着独立自主的愿望。
被视为亲清派的闵泳翊要同中国搞好关系，最终目标也不外是独立自主。
去年清政府更换了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出任。四年前因服丧而辞去驻日公使职务的黎庶昌，是有三年半驻日经验的老手。
旧历年末，黎庶昌到达东京。正月贺年时，金嘉镇到清公使馆门前投递了名片便返回了，不曾同公使会晤。
黎庶昌曾有如此记载：“朝人胸中，唯有‘自主’二字耿耿于怀，牢不可破。”
黎庶昌把金嘉镇不来拜访之事告知了汉城的袁世凯。袁世凯照例闯进朝鲜宫廷，大喊大叫。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婉诘。”李鸿章读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婉诘？他这种人能……”
他想象得出袁世凯恫吓朝鲜要人时的情景。
“公使闵泳骏正在返任，金嘉镇不过是代理公使。他理解自己的身份，有所顾虑，请予谅解，以后令其拜访……”这就是朝鲜政府的答复。
“事情越来越难办……”李鸿章自言自语，闭上了眼睛。
李鸿章到旅顺、大连，接收了“致远”号，查看了炮台，于五月十六日返回天津。十多天的视察使他疲惫不堪，终于卧床不起。
李鸿章痊愈后不久，接到东京黎庶昌的报告，说是金嘉镇勉强做了拜访。
“噢？慰亭（袁世凯）的婉诘产生了效果？……”李鸿章捋着胡须，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