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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胜利方书写，这种事情再自然不过，也一再发生。通过被称为“玄武门之变”的政变，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杀了皇太子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迫使父亲退位，亲自登基。这正是古往今来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
只要读史，就可知李世民武功卓越。然而也不能忘记，历史是由太宗李世民一方写成的。李世民击破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时候，皇太子李建成在后方防备突厥，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能够实现对河南反对势力的讨伐，防备突厥就是关乎根本的大事，而李建成漂亮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李建成的功绩虽未被抹杀，但就像是被太宗的臣子史官们尽力压住。与此相反，太宗的业绩就让人觉得极尽详细。
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太宗让父亲李渊下定决心起兵反隋的。但与举兵相关、可称得上是基本史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却不是这样记载的。此书是由李渊的记室参军（负责文书记录）温大雅所著，是李渊从举兵到攻克长安、即帝位的三百五十七天的日志。这本书的说法是，太原举兵是李渊自己的决断。
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录来源资料的执笔阵容中，有些稍显怪异的人物。不得不承认，太宗促成高祖下决心这件事让人存有疑问。而且在正史中，部将的功勋全都成了太宗一人的，而败战则全都成了部将的错。前述薛举父子攻到了长安附近，是因为击退了李世民的军队后才能有此进展的。正史把这归结为殷开山和刘文静的轻率，但这两人的上司正是李世民。武德三年（620），梁师都会同突厥进犯，被行军总督段德操击破，但正史却没有提到段德操曾是李建成的麾下。尽管有点啰嗦，但还是要提及另外一件事：太原起兵后，最先抵达并开始进攻长安的是军头雷永吉。《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雷永吉属于东面军，而攻击长安时李建成指挥的就是东面军，世民则是西面军。最先到达的人名虽未被偷换，但为了对自己有利而省略了他的后台，这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曲笔。
我们以此为前提，依正史所述，简要说一下玄武门之变。
秦王李世民军功卓著，声望极高，皇太子李建成对此感到不安。这应该是事实。李渊嫡出的儿子只有建成、世民、元吉三人。举兵时，李元吉留守太原，但在遭到北方刘武周的攻击后逃到长安。收复李元吉丢掉的并州的还是李世民。他从并州凯旋后，还没来得及洗去征尘就前去讨伐王世充了。
因为战败了的李元吉仍是齐王，而李世民的功绩又太过耀眼，因此高祖李渊觉得秦王的王位已经不足以封赏他，就授予他“天策上将”这一前无古人的称号，还营造弘义宫供他居住。这一举措让人们看出，李渊准备对次子李世民加以特别的待遇，同时也让李世民的手下看到了希望。
兄弟之间经常因其各自周围的人而变得不和。刚刚建国的唐王朝分为皇太子派和秦王派，派势斗争激烈。李渊有三个嫡子，不过如果加上侧室所生，就是二十二子十九女。窦皇后除三个嫡子，还生了平阳公主。侧室们为了让自己所生幼子受到继任者的保护而去巴结皇太子，这没什么奇怪的。正史里写皇太子和李元吉
——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
婕妤、德妃是女官的位子。虽说是和父亲的爱妾淫乱，但这也只能说明，她们为了自己孩子的将来而过度地亲近皇太子。
在皇太子派和秦王派之间的势力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自然应该是后者。除非皇太子有大过，否则继承帝位就是铁定了的。李世民派如果不能推翻皇太子，就不可能即帝位。正史中说皇太子派
——日夜谮诉世民于上。
不过按理，应该是两方都在互相谮诉，而秦王派更加激烈。由于这一派中有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智略谋士，皇太子派就劝说高祖流放这两人。高祖已经对儿子间的争斗感到棘手，就打算让这两个谋士远离世民，希望能以此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真相。
肯定会有意见认为，皇太子毕竟是皇太子，所以挑起如此的势力斗争，责任在于世民一方，理应加以处理。高祖曾想过要处理世民，但因他曾为天下立下大功而改变了主意。李渊如此优柔寡断，大概使得兄弟争斗更加激烈了。正史中说处理世民的意见是由皇太子和后宫直接上报的。不过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处理世民是正论，因此可能是由中立的廷臣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皇太子派中也有像魏徴这样的，主张应在此时杀了世民。这说明，派系斗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李世民也上诉说哥哥想杀自己。为此高祖回应：“那就明早听你们两人说。”大概是决定让他们当着自己的面修复关系。
于是，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资治通鉴》说“建成性颇仁厚”，人缘好，也无大过。所谓和后宫女性淫乱之类，可以认为是胜利方随意的曲笔。皇太子在父皇面前只要光明正大，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李世民只有大逆转一个办法了。
如果被天子召见，皇太子也必须觐见。因是紧急时期，皇太子有武装兵保护，由玄武门进入。玄武门相当于宫殿北门，要通过就必须有符籍（进入宫殿的通行证）。尽管带着两千武装兵，但持有符籍的人不会太多，所以大部分人在玄武门外待命，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仅带着少量护卫，就进了玄武门。
玄武门的守备队长常何曾是皇太子的旧部，因此皇太子对他很放心。然而常何多半是被收买了，因为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了伏兵。只要常何不属于李世民一方，李世民就做不到这一点。
就这样，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干脆利落地杀了。这是背叛和暗算。让高祖说出兄弟一同觐见的话，不过是为了引出皇太子。
20世纪初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古文书，其中大部分被斯坦因（aurelstein，1862—1943）和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等人带了出来。常何的墓志铭就在伯希和带出的那部分中，就是如今收藏在巴黎国民图书馆中的2640号文书。政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而三年后常何升任将军，做了两千石的中郎将。
李世民不止杀了哥哥和弟弟。建成和元吉各有五个儿子，都被一个不留地杀掉了。
这一年，高祖六十二岁，李建成三十八岁，李世民二十九岁，李元吉二十四岁。政变发生于六月，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是为贞观元年（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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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杀害兄弟的篡夺者。正因如此，他就要做个明君，创造出明君的传说。他把弟弟元吉的遗孀纳为自己的妃子。在伦理观极严的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认为，不管他再怎么英明神武，这种事也是无法容忍的。这被说成是和狄夷没什么两样。前面已经提到在匈奴和突厥，儿子继承生母以外父亲妻妾的风俗，以及义成公主嫁突厥后，做了父、子、弟三任妻子。在汉族看来，这在伦理上是无法原谅的。
唐王朝的建立者也是鲜卑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的后裔。虽然李渊自称是西凉李暠的七代孙，但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汉族了。不过，唐代李氏仍然是鲜卑的说法也很有力。北魏孝文帝时因禁止胡姓，鲜卑采用了汉族式的姓，其自身的血统世系就不清楚了。有一种说法是，唐代李氏原是鲜卑大野氏。就算李渊是李暠的七代孙，但他的母亲独孤氏是独孤信的女儿，毫无疑问属于鲜卑系。李渊的妻子窦氏，因她母亲是宇文泰的女儿襄阳公主，因此就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姐姐，不用说也是鲜卑族宇文部出身。隋代杨氏也自称是后汉太尉杨震的后裔，但明显混有浓厚的鲜卑血统。
从巩固唐王朝基础的层面来说，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个明君。他在政变后把皇太子派的魏徵叫来，质问他：“为何你要挑拨我们兄弟？”此时魏徵的回答是：“这是因为皇太子不听我的意见，没有杀掉你，所以才遭此大祸。”不得不说这真的是非常大胆的回答，估计魏徵已经做好被杀的心理准备了吧。太宗赦免了这位魏徵，之后加以重用。不畏死而言事的人是难得的谏官。
虽然有八柱国之一的家族背景，但要是说起运营整个国家机构所需的人才，仅靠自己族系里的臣子是不够的。可能本族系里的臣子是少数，而且是打理李家杂务的干事，因此没什么杰出的人物。玄武门之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尉迟敬德，其实是打跑留守太原齐王李元吉的刘武周的同盟。他在太宗收复失地战中成了俘虏，因有可取之处而被赦免。前面提到魏徵曾是皇太子派，不过在那之前他是李密的部下。徐世勣曾经是翟让的部下，之后成了李密的下属，后因军功被赐姓李，改名李世勣。为了避讳太宗，这位将军去掉了世字，取名李勣。至于李靖，如前所述，他在向身在扬州的炀帝急报李渊谋反的路上被捕，被杀的关头是李世民救了他，后来才当了将军立了功。
这不一定就能作为太宗李世民宽容的证据。相反倒说明，在唐创业时期人才是多么的不足。如果真是宽容的话，李世民就不会杀光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了。
人们一般把太宗的政治和他在位二十年间一直未曾改元的年号“贞观”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贞观之治”被人们誉为理想时代。日本为了效仿，清和天皇时代也采用了同样的贞观（859—877）年号。根据收录太宗和臣子问答的《贞观政要》一书，似乎善政时代给人的印象比起实际要有所夸大。不言而喻，群雄争霸的隋末动乱之后，人民疲不堪。在这个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里，凡事都应小心翼翼。炀帝奢侈导致亡国，唐的早期统治者都看在眼里，因此谨慎是必然的。
炀帝大业二年（606），全国户数大约九百万，而唐太宗即位时据说不满三百万户。贞观之治因质朴刚健，在树立道德方面有其特长。
《旧唐书》里有个著名的句子
——东至海，南至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全国没有关门的必要。因各地有粮食供给设施，所以说人们不需要在旅行中携带粮食。可以说太宗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一点上，即：不是用秦的严罚主义，而是以道德向上贯穿于社会教育。太宗亲自监督训练，因此军队训练严格，成绩良好的将士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如果军队强化了，军纪严明了，治安自然也会好转。
太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大危机。据说是太宗即位十二天后，突厥就进军到了长安附近。此时，负责边境警备的军队主力属于皇太子李建成系，因皇太子在玄武门被杀，可想而知守卫国境的唐军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他们丧失了斗志，突厥自然也看在眼里。乘此机会，突厥军一鼓作气南下。
突厥的颉利可汗甚至兵临渭水的便桥，离长安仅有七十公里路。他派部将执失思力为军使，前去长安。根据正史记载，太宗逮捕了突厥使者，仅带六骑就由玄武门直奔便桥。如果皇帝都奔了出来，后面自然会跟着大军。颉利可汗大惧，终于求和。太宗应允，即日返回宫殿。——这段话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可信。突厥十余万大军南下，据说当时长安能动员的军队不过区区三万。事实应该有异于正史的记述。根据一个史官的记录，李靖曾建议
——倾府库赂，以求和。
意思是献出国家的全部财产给突厥，让他们退去，这大概是事实。这一事实不时出现在正史中。《新唐书》中讲到，李靖击破突厥的时候，太宗说
——足澡吾渭水之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