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外国公使夫人的留影
正当孙文以新加坡为中心巡回东南亚各地时，在北京的光绪帝及西太后接连去世。阳历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帝驾崩，翌日西太后薨逝。皇帝的死亡时刻是酉时（下午六时左右），西太后咽气则是翌日的未时（下午二时左右），两人相隔不到二十个小时先后赴黄泉。
在这年的二月戊午（阳历三月四日），皇帝祭拜完大社大稷后，其余的祀典便全派人代理。
十月壬戌（阳历十一月三日）是西太后的华诞，即“圣寿节”，但原本依例举行的贺宴却告取消。这年的圣寿节恰与日本的天长节同一天而成为话题，临时取消令人匪夷所思。此时恰有###喇嘛前来献“方物”。所谓方物是当地的产物，据说是西藏的秘药。
在皇帝危笃之际，西太后下令将皇弟醇亲王的长子、年仅三岁的溥仪带入宫中养育。因光绪帝无子，西太后显然必须早做准备。
醇亲王载沣是光绪帝之弟，其妻为西太后宠信的荣禄之女，其母则是西太后的亲妹妹，西太后将入宫的三岁小溥仪抱在怀中，良久不舍放手，说了一句：“杀了我子（光绪帝），接着难道还要杀我孙吗？皇帝有名无实，岂非只是个终身禁锢的囚人？”
正往来于泰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孙文欲搜集最详尽的情报。在服部登送来的日本报纸之中，对此事的评论以犬养毅在《东京日日》上的预测最符合孙文的看法。
“不愧是犬养先生啊！虽然大致上说中了，但我的一些看法和他还是有些差异。”
读完犬养毅的谈话，孙文微微偏着脑袋如此说道。
——纵然西太后已死，但中央权力并不会剧烈动摇。革命派恐不易乘机行事。而亲王派与庆、袁的对抗亦不至于造成与列强之间关系的摩擦。
这是犬养毅的预测。
中国政界的泰斗李鸿章于一九○一年死去，据说他在“遗疏”中如此推荐：
——环顾宇内（指全国之意），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
袁世凯并非出身科举最高层级的进士，却能在四十三岁之龄便担任等同于宰相一职的直隶总督，可说是破格晋升。
光绪帝满腔热情进行的“维新”遭遇挫折，完全是因为袁世凯背叛所致。光绪帝因而遭幽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则遭斩首。袁世凯的背叛行为便是将武装政变计划密告给西太后知晓。
西太后若死，遭幽禁的皇帝便将亲政，袁世凯必定难逃死刑。对西太后而言，等她自己一死，局势便有翻转的可能，被称为西太后派的宫廷大臣等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任谁都会猜想是西太后杀了皇帝。
各种谣言满天飞。
日本的《报知新闻》报道，据某清国通说，宦官李莲英唆使小宦官王某暗杀了光绪帝。李莲英是西太后的忠犬，深受光绪帝痛恨。
在天津发行的某法文报纸则报道，是袁世凯下毒杀死了皇帝。
在三岁皇帝及其父摄政王醇亲王的体制下，袁世凯的处境极为危险。摄政王难忘其兄光绪帝的仇恨。
摄政王之名为醇亲王载沣。
“载沣过于年轻。”孙文直呼摄政王之名——“好容易才去了外国，却只看到皮毛。如此反而更危险。对咱们而言更为有利，因清朝的体制会加速崩解。”
摄政王赴外国是担任使节团首席，前去为在义和团事件中遇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之死致歉。他生于一八八三年，此时（一九○一）仅年满十八岁。此时载沣已在思考“宪法”对皇帝权力的限制问题。
“既有宪法，那为何德国皇帝又能如此威严？”
听载沣如此问起，皇族中一人答道：
“那是因为皇室握有兵权。”
这话一直铭刻在载沣脑中。立宪已成国策，但在立宪之前必须先掌握兵权。这是载沣的结论。
根据公约，立宪的准备须在宣统八年（一九一六）之前完成。在那之前，必须掌握兵权。摄政王载沣所剩的时间不多，他感到焦躁不安。
西太后的遗言是服丧二十七日。载沣似乎迫不及待，免去袁世凯的所有职位——包括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命其回籍养痾。
袁世凯其实并无“痾”（难治之病）可养。一九○九年一月二日（清历为前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所下圣旨中，具体指出袁世凯患足疾。但他本人可从来不知道自己染有此疾。
摄政王恨不得处决袁世凯，为兄长光绪帝报仇，但若如此做，可能引起北洋数镇（师团）造反。这样的确会酿成大乱，致使清朝崩溃。
关于清朝的军备，孙文当然做过研究。依计划，全国的军队将改成配置新式装备的所谓“新军”。
然后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镇。已经编成的有北洋六镇，由袁世凯掌握兵权。新军一镇的编制如下：
步兵二协（协即旅团）
骑兵一标（标即连队）
炮兵一标
工兵一营（营即大队）
辎重一营
一镇约有官兵一万二千五百人。北洋六镇兵力共计七万五千，因此难免会让“满洲亲贵”心生戒意。故而袁放弃其中四镇，仅亲率二镇。
当时中国人口号称四亿，满洲人仅三百万。皇族被称为“宗室”，与之有血缘关联系者称为“觉罗”。清末时宗室约两万人，比日本的华族还多。
满洲军队的主干原本是满洲八旗，此外还有蒙古八旗及汉军八旗。因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兵变得不堪作战，后来又成立汉人的绿营，但在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出其无能窘态。
八旗军无法作战，改靠全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打仗，立即发现也无济于事。曾国藩与李鸿章靠着义勇兵讨平太平天国军。被称为湘军与淮军的义勇兵，多半是感到乡里受扰乱而投笔从戎的读书人，他们并不爱大清国，但爱自己所居之地而希望乡土安宁。
对以朝鲜为舞台的日清战争，他们并无作战士气。
新军只能以汉人为主力，因为四亿人口中的大部分是汉人。尽管如此，摄政王却意图派满洲人担任主要的指挥者。
清朝设有和日本古时学习院类似的“贵胄学堂”，摄政王将之改变为士官学校。贵胄学堂是专供满洲人的子弟就读的学校，若非出身此校，无法担任新军的军官。
“载沣亲手用绳子吊自己的脖子。往后我们对新军的工作更加容易了。军心逐渐思变，他却视而不见。此时的清军就像是牧野的殷军吧！”
孙文说道。
当时孙文常引用中国古典故事，大概是因为强烈意识到国学大师章炳麟的存在。
纪元前一○五○年左右，周武王在牧野迎战殷纣王。殷纣王出动七十万大军抗周，但据《史记》记载，军队全倒戈相向。
——纣师（军队）皆倒兵（武器）以战……
孙文断言，在出身贵胄学堂的满洲人军官率领下的汉人士兵正像古时的殷纣军队般，必然会倒戈对清作战。
清朝因皇帝年幼，由摄政王设“军谘处”，自行代理大元帅。
二十七岁的摄政王代理大元帅，他的两个亲弟弟分别担任军谘大臣（参谋总长）与海军大臣。
“哈哈哈，这样就能掌握兵权了吗？”
孙文嘲笑道。
然而，并非只有清朝的丑态遭人嘲笑。革命派内部也起了剧烈纷争。
一本名为《孙文罪状》的小册在日本、中国香港、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圈中流传开来。显然又是离开日本时收受饯别金所惹出的事端。
“账簿一清二楚，却还要起疑心吗？”
孙文感到莫名其妙。
这本小册还算不上是怪书。执笔者显然就是章炳麟与陶成章二人。二人皆为光复会的会员，跟孙文的同盟会划清界线，但却又同属革命派。
执笔者不详的怪书也不在少数，有些内容甚至触及孙文的私生活。当时有一贴身照料孙文的女性名叫陈粹芬，同志之间称她为“四姑”，是众所皆知的人物。但因顾虑到孙文的身份，众人皆避而不谈。
“粹芬之事，我并未刻意隐瞒。我还曾对新闻记者说过感谢她的一些话语。内人也是如此说。那些写书的人似乎认定我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将之当成揭露秘辛般来描写。时机又很敏感，真令人不快！”
孙文说道。
此处时机敏感，是指恰值无端生出风波的金钱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时。
“有格调的任公（梁启超）不会做出这种卑劣之事。真不知保皇派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南海先生？”
孙文写信给在伦敦的吴敬恒，请其代为在他发行的《新世纪》杂志上撰文粉碎恶质的谣言。
孙文不将此事委交给同盟会的《民报》处理，其实是因为谣言原本就是出自此报。
在金钱方面，孙文具有一种几近神经质的洁癖。他的亲哥哥孙眉已经破产，原因当然有许多，但将私产充当革命经费亦是其中一因。
与革命派相较，保皇会在募款方面更为得心应手。康有为此时遭西太后所忌，但之前他原本是皇帝的宠臣，常以此自夸，更何况他在学界亦是名号响亮。
相对地，孙文只是个来历不明之人。有如此一说，康有为已募款逾百万。
新加坡的富豪邱菽园曾资助康有为三十万两，而康转手给自立军的唐才常仅不过二万两。提供住所给康有为的邱菽园不久之后便宣告破产，但康有为之后仍过着优渥的生活。他的家产早被清朝政府没收，这种事委实不可思议。
孙文不满的是，陶成章对清清白白的自己指指点点，但对在敌对阵营保皇派中疑似私吞巨款的康有为却未加指摘。
一九○九年末，孙文从伦敦赴美。
宣统二年的元旦恰值阳历一九一○年二月十日。
同盟会会员中也有人对孙文的做法采批判态度。武力需靠会党与新军是一种共识，但孙文却较偏重会党。然而，有人认为对新军的革命教育渗透已经见效，现在大可不必依赖会党，而要改为以新军为主的起义。
倪映典出身安徽，将其论点告知同盟会的干部胡汉民，并亲自潜入新军阵营展开工作。
行游在外的孙文将同盟会托交给黄兴与胡汉民。倪映典去到香港，向胡汉民要求及早起义，并说清朝当局似乎已察觉新军的动态，因此希望尽早发动。
但在除夕当晚，一名新军的士兵在广州的书店因价钱问题与店家发生口角，警察介入干涉。士兵唤来伙伴与警察互殴，就在此时，倪映典从香港来，大喊“革命了”。
时机原本尚未成熟，而争吵一事更让起义时间又提前了些。准备不足是理所当然之事。倪映典动员了一千数百名兵力，在牛王庙展开战事，革命军不幸败北，包括倪在内共有百余名烈士殉难。
——怎么又牺牲了？
非难之声四起。
在由章炳麟、陶成章等所写的《孙文罪状》这本小册当中，无谓牺牲同志是第一条罪状。
倪映典的起义与孙文遭日本驱逐出境相隔三年之久。的确，行游在外的孙文也会与同盟会总部进行联络。而此次起义的军费八千美金也是从美国以电汇方式送来的，但这一切皆委由胡汉民全权处理。
保皇派照例加以抨击，说革命党首领只知派人去送死，自己则高居华楼大宅不涉风险。
孙文的左右手汪兆铭遭此一抨击激怒，便组成七人暗杀团，打算在北京暗杀重要的皇室成员。
他调查了摄政王必经的道路后，选定甘水桥这处绝佳地点。能用来投掷的爆裂物皆嫌威力过小，故而改为在地下埋炸药并用电流通过雷管加以引爆。
他们在深夜埋下装有炸药的铁罐并牵好电线。但不巧有一名车夫为寻找因吵架而离家出走的妻子而来到现场，正在进行安装作业的是曾在横滨学习炸弹制造技术的黄树中，在急忙中他仅拔掉了电线。
警官立即赶到。通过日籍技师的帮忙，发现了炸药、雷管等装置，还发现爆炸威力可达一公里范围的铁罐。
汪兆铭等人为掩护调制炸药作业而开了一家照相馆。他们过度掉以轻心，认为现场被发现的爆裂物不至于被查出与自己有关。从埋炸药之日算起两周后，他们仍待在北京准备下一个计划，这显然是过度低估清朝警察的办案能力。
包装纸及其他对象全是外国产品，唯独铁罐是国产，而且很快便被查出铁罐的制造者。
“啊，这是琉璃厂的照相馆订制之物。”
被警方传唤到案的鸿泰永铁匠行的老板说道。
汪兆铭与黄树中因而遭逮捕。连手枪、电线也全被查扣，简直可说全无戒心。
虽是未遂犯，但既然扯到谋杀摄政王一事就难逃被处极刑。
大清国警察归民政部管辖。民政部尚书（内政部部长）是肃亲王善耆。
汪兆铭被逮捕后受审讯，写下数千字的供词。此份供词让肃亲王受感动，免去一死而减一等，判决无期徒刑即永久监禁。
肃亲王家族是少数皇族中的佼佼者，其一言一行动见观瞻。努尔哈赤、皇太极一脉相传的清朝皇统原本轮到嫡长子的豪格继承，但豪格固辞，便由当时年方六岁的福临（顺治帝）一支代代相传为帝，后来的康熙、雍正、乾隆皆出于此。因豪格一支让出皇位，故而肃亲王家族代代在皇族当中居首位。
从豪格算起至肃亲王善耆是第十世。肃亲王有子女数十名，将其中一人过继给结拜兄弟的日人川岛浪速当养女，此女即川岛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