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无论我们对诺埃尔-多热鲁的所谓发明有什么看法，无论我们对维克托里安-博格朗先生的理智和精神的平衡的看法是怎样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当应召去认识真理。要是像韦勒莫和他的同谋者那样的两个强有力的人为了偷盗这一科学的秘密而联合起来，要是他们精明地执行了他们的阴谋，要是他们的成功超出一切希望，这肯定不是为了偷偷地享受他们这样做的成果，对么？
要是他们拿了诺埃尔-多热鲁的原稿和补充原稿的化学公式，这肯定是为了从中取得诺埃尔-多热鲁所期待的利润。要取得这些利润，首先要探索到秘密。为了探索这样的秘密，他们就得面向世界公开地行动。为此，不需要在法国的某个角落或其他地方去建立另一事业，不需要这样，因为，无论如何，犯罪的招供将是同样的。因此，只要光明正大地厚颜无耻地在围地的梯形实验室中进行即可，因为在那里可以直接利用诺埃尔-多热鲁取得成功的最佳条件。
我们的结论是，在一定时刻，有一个人将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面孔会显露出来。没有完成的阴谋将继续充分地展开和结束。在5月14日这决定的日子——离现在还有三个星期——我们将参加诺埃尔-多热鲁建立的梯形实验室的开幕礼。这开幕典礼将在一个厉害人物的领导下进行，这人已经是、必将是秘密的主宰者，我们要承认……
这论证具有严格的逻辑性。一个发明要是不得以利用，它就不会带来利润，正如一件偷来的珠宝不偷偷出售，银钱不公开地流通一样。
在等待中日子过去了，没有人从黑暗中走出来，两个同谋者也没有露出踪迹。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韦勒莫先生从事各种职业。巴黎的工业界人士提供了他确切的体貌特征，他曾为他们到外省去做生意。我们知道了他的许多事，但没有一件可以逮捕他。
对诺埃尔-多热鲁的文件的整理之事也没有取得一点进展。在这些文件里只找到一个用蜡封好的信封，上面没写地址。信打开后其内容使我不停地惊讶。这是诺埃尔-多热鲁五年前写下的遗嘱，他把我选为他寓所的遗产继承人，而赠与他的教女贝朗热尔-马西涅克的是围地的地盘以及围地中所有的东西。
除了那些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文件外，叔叔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向我表达了一些相反的意图，我们还收集到一些与那著名秘密无关的不重要的笔记。因此，我们在纷坛的推测中迷失了方向，只能在黑暗中游荡。对这黑暗，那些被请来检查银幕的宣过誓的化学家们也无能为力。那墙壁没有显现特别之处，那覆盖在墙上的石灰层也没有涂上那种特别的涂料，而这种涂料的化学公式正是构成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之所在。
这些涂料没有涂在我曾看见三只眼睛几何形象出现的墓地的古老小教堂的墙壁上么？的确，我们在从那个地点取得的石灰块的表面上看到了不少东西，但用这些东西，我们无法让一种能够带来一点幻象的物质产生。显然是缺少有效的公式，无可置疑，也缺少了重要的成分，雨水或阳光已使它消失了。
到了四月底，人们再没有理由相信那将发生突变的预言了。公众的好奇心由于每次的失望而有增无减，每天都在期待中过去。诺埃尔-多热鲁的围地变成朝圣巡礼的地方。很多汽车和小轿车纷纷到来。大家在关闭的铁栅栏门前挤着。大家都想看那墙壁。我甚至接到向我建议用我认为合适的价钱收购围地的信件。
一天早上，年老的瓦朗蒂纳把一个男人带进客厅里，据他说是为重要的事而来的。我看到一个头发几近灰白的中等身材的人，他的脸孔本就宽而短，此时由于蓬乱的颊髯和持久的微笑而显得更宽了。他那磨损了的衣服和穿旧了的鞋子显出他不怎么富有，但他立即表示出他是一个不在乎金钱的人。
“我有巨大的资本作后台，”甚至在对我说出他的名字前他就神气、愉快地对我肯定地说，“我的计划已定好，现在只剩下我们同意了。”
“同意什么？”我问。
“就是我刚向您建议的生意。”
我冷淡地回答：
“先生，我很抱歉，我不做生意。”
“可惜！”他大声说，越来越高兴，嘴巴越来越张大。“可惜！我会高兴和您合伙的。那我只好单独使用我对围地的权利，当然不会超越这权利的。”
“您对围地的权利？”我对这种保证感到惊愕。
“我的天，当然是，”他一边大笑一边说，“就是这句话。”
“我不理解。”
“的确，这句话不大清楚。是这样！您想想看……您会理解的……您想想看，我继承了诺埃尔-多热鲁的遗产。”
我开始不耐烦了，我严厉地反驳他。
“先生，别再开玩笑了。诺埃尔-多热鲁除我之外，没有别的亲属。”
“我并不是以亲属的身份继承的。”
“那么是以什么身份？”
“以继承人的身份，就是这样……合法的继承人，由诺埃尔-多热鲁提名指定的，因此是受到法典、法律、许许多多的权力保护的。”
我感到有点困惑，思索了一会儿后，我对他说：
“诺埃尔-多热鲁留下了有利于您的遗嘱么？”
“他留下了。”
“给我看看。”
“没有必要给您看，因为您已看过了。”
“我已看过？”
“昨天。大概是在预审法官……或公证人手中……”
我生气起来。
“啊！是这样。但，首先，这遗嘱完全无效。我有叔叔的一封信……”
他打断了我的话。
“这封信不能使遗嘱无效。大家都会对您这样说的。”
“还有什么？”我大声说，“诺埃尔-多热鲁在承认这封信是有效的同时，只谈到寓所赠给我，围地赠给贝朗热尔。要是有人除我之外有继承权，那只能是贝朗热尔。”
“的确……的确……”那人毫不泄气地回答，“但是人们不知道贝朗热尔-马西涅克怎样了……假设她死了……”
我生气起来。
“她没有死！她不可能死掉！”
“我们假定她是活着，”他平静地说，“她可能是被绑架或躲藏起来了。不论怎样，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她还没有二十岁，因此她还不是成年人，她不能管理她的财产。从民法的观点看，她只能依靠她的自然代理人，她的监护人，目前就是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是谁？”我焦急地问。
“她的父亲就是我。”
他将头上的帽子脱下来作告辞状，鞠着躬说：
“就是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四十二岁，图卢兹人，酒类推销商。”
我的震惊是强烈的。突然之间，粗暴的事实显现在我面前。这个人，这个可疑的假惺惺的人居然是贝朗热尔的父亲。他是以两个同谋者的名义到来的，他为他们工作，用他从目前形势下得来的有利之处为他们效劳。
“她的父亲……”我低声说，“这怎么可能？您是她的父亲……”
“我的天，对，我就是少女的父亲。”他兴高采烈地回答，“这样，在十八个月中，我是诺埃尔-多热鲁遗产的受益者和有用益权的人。只有十八个月！您可以想象，我是如何着急要占有这土地，完成工程，准备好在各方面都配得上我的老朋友多热鲁的5月14日的开幕礼。”
我感到额上滴下了汗珠。他说出了预料中的话。他就是那个舆论早已宣告的人：在一定时刻，有一个人将从黑暗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