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长官。”
我们离开拘留室，向我们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辛西娅说：“我不知道你要拘留他。”
“在见到律师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大家都要我逮捕他。”
我们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我翻了一下电话记录。除了新闻界，没有多少人跟我们联系过。不过，总算还有犯罪调查处的鲍尔斯少校，参谋部军法官办公室的威姆斯上校，他们俩都非常着急。另外，焦虑不安的赫尔曼上校也打来了电话。我马上给他回了电。他正在吃晚饭。“喂，卡尔。”
“喂，保罗。”他高兴地答道。
“谢谢你给我打来传真。”我说。
“不用谢，确实不用谢。”
“啊。我们已经找坎贝尔将军和他夫人，还有福勒夫人谈过话了。那天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和辛西娅差不多都搞清了。”
“很好。是谁杀害了她。”
“啊，我们还说不准。”
“知道了。明天中午以前你能弄清吗？”
“我们计划这样。”
“假如犯罪调查处能破这个案子就好了。”
“是的，长官。我盼望着晋升和加薪。”
“啊，两样都没门儿。但我会按你的请求，把那封谴责你的信从你的卷宗里取出。”
“好极了，的确很好。不过，你可能会再收到一封谴责信。我逮捕了穆尔上校，把他关进了这里的拘留室，对他行了搜身，只给他水喝。”
“你也许可以限制他的活动，不上他离开职守，布伦纳先生。”
“我是这么做的，可他跑出去找了个军法署的律师。”
“那是他的权利。”
“当然。实际上，我是当着他律师的面逮捕他的，还差一点把律师也逮起来，因为他干扰公务。”
“我明白了。如果不是谋杀，那以什么罪名？”
“阴谋隐瞒罪行、行为不端、十分可恶等等。你不愿在电话上讨论这事，对吧？”
“对。你为什么不打电传向我报告？”
“没有报告。也许基弗准尉会电传一份报告给你。”
“哦，是的。我希望她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第三个搭档。”
“现在你们知道了。犯罪调查处的处长打电话找我，所以我给你去了电话。他很有些心烦意乱。”
我没有答话。
“那个处长是鲍尔斯少校，你记得他吗？”
“我们从未见过面。”
“但他照样进行各种威胁。”
“卡尔，这个基地大约有30名军官——他们差不多都结了婚，可都与死者发生过性关系，所以他们都来威胁、哀求、申辩、欺骗和——”
“30名？”
“至少那么多。可谁能算得很准确？”
“30名？那里情况如何？”
“我想情况很不妙，我无能为力。”
辛西娅竭力想忍住笑，但已笑出声来。这时电话里传来卡尔的声音，“森希尔小姐吗？是你吗？”
“是的，长官。我们刚得到的材料。”
“你们怎么知道有30名已婚军官与死者发生过性关系？”
辛西娅答道：“我们发现了一个日记本，先生。实际上是电脑磁盘。这真是上帝的恩惠。”她补充道：“受牵连的军官中包括了坎贝尔将军的大多数私人参谋。”
对方没有答话，于是我说：“假如五角大楼希望保密，我想我们可以做到。我建议把这30人先调到不同的岗位，然后在不同的时间里让他们一个个辞职。这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过不干我的事。”
依然没有答话。
辛西娅说：“坎贝尔将军打算明天在女儿的葬礼之后辞职。”
卡尔说：“我今晚乘飞机去你们那儿。”
我回答：“你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呢？这里有特大暴风雨，有龙卷风警报，大风切断了——”
“好吧，就明天。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没有了，长官。”
“我们明天再谈。”
“我等着。快吃饭吧，长官。”
他挂了电话。
辛西娅评论道：“我感到他喜欢你。”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好了，去喝一杯怎么样？”
“还不行。”她按下了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叫基弗小姐进来。
基弗带着自己的椅子走了进来。因为我们都是同级，所以无人站着。她问道：“情况怎么样，伙计们？”
“很好。”辛西娅答道，“谢谢你坚守阵地。”
“这是我行动的地方。”“对。我想请你审阅宪兵在出事那天夜里所写的全部巡逻报告；听听无线电通话的录音；核对值勤宪兵的日志；了解那夜里有没有发出行车票或停车票。此外，还要找那天夜里值勤的宪兵谈话，但必须小心行事。你知道我们在找什么。”
基弗点点头，“知道，在找零点后不该外出的车和人。真是好主意。”
“实际上，是你跟我们提起色狼六号时，我才想出来的。这件事可能很重要。再见。”
我们把基弗小姐留在了我们的办公室里。走到门厅时，我对辛西娅说：“到那儿你会有事做的。”
“但愿如此。我们没有多少其他事。”
“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想你应该去找肯特上校谈谈，因为你一直对他很不礼貌。我在外边等你。请他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保罗？”
我看了辛西娅一会儿。我们的眼光相遇了。听她的口气，看她的态度，好像她想从肯特那儿得到的不只是友好情意。我点点头说：“好吧。”我朝肯特的办公室走去，辛西娅继续穿过门厅走向正门。
我慢慢地走着，我的大脑则比腿动得快多了。威廉-肯特上校——从他的动机、机会、做事的决心，足以推断出他是无辜的，但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却不足。
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他的眼界，说得更简单点儿，你的观察范围取决于你所站的位置。我的位置一直站得不对，离威廉-肯特太近。我必须往后退，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他。
这个想法前两天一直在折磨着我，但我不敢说，甚至也不敢去想，肯特请我办这个案子，这就使我有了一定的思想倾向。哈德雷堡在职的军官中肯特是我唯一的伙伴。其他人要么是嫌疑犯、证人或受牵连的军官，要么就是受害者。肯特很晚才承认自己也有嫌疑，那是因为他认为我终将查出他与安-坎贝尔有关系。也可能他以为我和辛西娅已经找到了那个房间。实际上，如果我仔细想想，伯特-亚德利很可能告诉了肯特，房门被用胶粘住了，而且他们会怀疑是我干的。亚德利到那房间时，里面的东西看上去都没有动过，所以他和肯特都不可能知道我在那房间里发现了什么或者拿走了什么。
伯特-亚德利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家伙。对于我知道那个房间的事他故作惊讶，但是他知道安-坎贝尔是不会用胶将门粘紧的——因此，他怀疑是布伦纳干的。伯特-亚德利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肯特，于是肯特才决定供认通奸。但他两面都下了赌注，对我从不提起那房间的事。房间里东西现在为亚德利所控制。我不知道他俩是谁抓住了谁的小辫子，不知道两人是什么关系。不过，如果是其中一人杀害了她，另一人是不会知道的。
我想起了肯特是如何反对我直接去死者在基地外的住房的。从表面看，这可以理解——因为这不是办案的通常程序。但我现在想到肯特那天一早就想给亚德利打电话，也就是说在他给我打电话前后，他可能就在设法跟亚德利通话，想对他说：“局长，安-坎贝尔执勤时被杀了。也许你应当尽快搞到法庭的命令去搜查她的房间，搜集证据。”亚德利当然知道应当尽快搜集哪些证据，销毁哪些证据。但是，根据亚德利的说法，他已适时不适时地去了亚特兰大，于是肯特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
事实是我先到了那房间，因此肯特只好打电话给在亚特兰大的亚德利说明这里发生的事情。肯特和亚德利也只好祈求上帝保佑，希望那个隐蔽的房间能保持原样。我和辛西娅也希望如此，殊不知米德兰的警察局长和哈德雷堡的宪兵司令都曾是那个房间的客人。
肯特故意拖延通知坎贝尔将军夫妇的时间。这种反应是可理解的，这是坏消息传送者那种本能的反感情绪的表露，还不能说肯特完全超出了常规。但如果是肯特杀害了将军的女儿，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不能鼓起勇气尽他的这份职责了。
肯特不会打电话给鲍尔斯少校，因为他知道鲍尔斯熟悉那个房间。鲍尔斯也常去那里作乐。肯特不想让鲍尔斯去那房间搜集有关他的证据。但肯特自己也不能进入安-坎贝尔的那个房间，因为如果他是杀害安的凶手，他必须呆在家里，而且要很快去接宪兵发现安以后给他打的电话。
我几乎可以想象出那情景……几乎。由于某种我尚不清楚的原因，肯特去了第6步枪射击场或者它的附近。我不清楚他怎么知道或者是否知道那儿会出什么事。但是我可以想象坎贝尔将军离开后他就出现了：高大、魁梧的比尔-肯特，大概身穿制服，从大路朝着赤身裸体被捆绑在地上的安-坎贝尔走去。走了50米，他停下脚步，两人相视了一会儿。他觉得这是命运把这件事推给了他。他恼火于安-坎贝尔随意和任何人发生关系，解决他这问题的答案就是缠在她脖子上的那条绳子。
肯特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他可能听到，也可能没听到她向她父亲提出的交换条件。如果他没有听到，那么他可能把所看到的误认为是她与另一个男人在偷情，他又妒忌又气恼。无论怎样，他们肯定说过话，而且很有可能，安-坎贝尔在那个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
或者可能，不管她说了什么——肯特已经玩腻了。他知道现场有其他人留下的痕迹，他还知道在几小时内就可以以官员的身份回到现场。他到现场的证据他都可以解释。这是意料之中的。他是警察，所以他能迅速地考虑到这些问题。此案不仅可以作，而且必须作。他所要做的只是跪下把绳子拉紧。但是他有这个决心吗？难道她没有恳求他吗？他会那么冷酷无情吗？还是一时的激愤和盛怒驱使他下了毒手？
但是，即使这一切都成立，即使这些猜测和推论确有道理而且符合事实，难道哈德雷堡宪兵司令威廉-肯特上校就成了杀害安-坎贝尔上尉的嫌疑犯吗？所有其他在职的男人，可能还有女人——他们都有报复、妒忌、掩盖罪行、避遭耻辱等动机，甚至有的就是杀人狂，都很可疑，为什么只怀疑肯特呢？假定真是肯特，我又如何去证实呢？在犯罪现场的警察可能是凶手，当案情属于这种不多见的情况时，那才是侦查人员的真正难题。
我在肯特的办公室门前站了片刻，然后敲了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