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圣-约翰的中士，是他发现了尸体。”
“他认识她吗？”
“案发前他们在一起值勤。”
“噢，这么说，死者身份是确凿无疑了。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是我确认她的身份的。”
“其实，不用看身份识别牌，她军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这些都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她的军装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对这类事情人们都很敏感，好像脑子里天生就存着这种材料，所以一听到这些证词，看了现场，他就会自问：“这些材料有什么不大对头吗？”于是我问肯特上校：“内衣内裤呢？”
“什么？噢……在那儿……”他接着又说，“通常他们要拿走内衣内裤，对吗？这就怪了。”
“圣-约翰中士是怀疑对象吗？”
肯特上校耸了耸肩说：“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啊，就凭圣-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得暂时把他列为可疑对象。”我对肯特上校说，“那边是我的连队呆过的地方，得尔塔连。”
“我不知道你还当过步兵。”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候我觉得步兵更好一些，因为步兵和别的兵种不一样，内部不出坏蛋。”
“坏蛋就是坏蛋，”肯特告诉我，“部队就是部队，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这话说出了军事观念的精华。军令如山，无须探究为什么，只许胜不许败，这一警句很适用于战斗和大多数军事形势。但犯罪调查处的工作只能例外了，因为犯罪调查处的最终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不得不违背上级命令，自行决定。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要求。部队认为自己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贤淑”的信条。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这个案子也许很复杂，不过也许不很复杂，也许是非军人干的，也许很快便可破获。”
“噢，肯定是这样，比尔。我们两人的档案里都将会增加一封赞扬信，然后就是坎贝尔将军邀请我们赴鸡尾酒会了。”
肯特看上去满睑愁容，他说：“啊，坦白地说，我无法推卸责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而你就不同了。只要你愿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后上级就会派另一个人来。现在你碰巧来到这儿，又碰巧是特别犯罪调查人员。我们从前合作过，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可你连杯咖啡都没给我喝。”
他狞笑了一下说：“咖啡？见鬼，我还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这个案子办好了你可以得到晋升。”
“如果你说降级，那倒可能；要说升级，我已经没地方可升了。”
“对不起，我忘了。这制度太不合理。”
我问他：“你会再升一级吗？”
“也许吧。”他看上去有点忧虑，好像梦中见到的闪闪发光的将军星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又问：“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调查处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啊……反正本案不会由他们处理……天哪，我是说，受害者是基地指挥官的女儿，而且犯罪调查处的头头鲍尔斯少校又认识她，在这儿人人都认识她，所以我们必须让将军知道，我们是找了福尔斯彻奇最有才能的人来——”
“你想用的词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诉我在福尔斯彻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个特级侦查员，但我本人现在还不知愿不愿干呢。”
“我们去看看尸体，然后你再决定。”
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这时，我们听到基地的炮声（实际是放的录音），便停下脚步，转向炮声传来的方向。营房顶上的喇叭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行了礼。站在晨曦里的两位战士以军队的传统仪式行了礼。
从十字军时期沿用至今的号声激昂高亢，回荡在兵营的各个角落。顷刻间，街道、营地、草地训练场，还有战旗升起的广场都被这号声唤醒了。
号声渐渐消失了，我和肯特继续向汽车走去。他对我说：“哈德雷堡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战士却再也看不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