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驻在中国东北的第七三一部队曾经在石井中将领导下研究过种种战略用的细菌。警视厅首先怀疑到“帝国银行事件”凶犯必是这些复员军人当中的一个，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事实上，从侦查纲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方针已经推进到一定的程度。
“前面第壹部分第（5）项后段（指嫌疑最大的是对医疗、防疫、经管药品，以及这些方面的研究、试验等有经验者，尤其是自海外归来的人员和旧军部方面的研究员以及特务机关人员、宪兵等。——作者原注）已经提到，凶犯属于上述各范围的可能性极大，希望对这方面进行调查时格外仔细。截至目前为此，侦查经验证明上述大部分人如今都在医疗、防疫、药品系统的机构中任职，对这些人员进行侦查时尤需特加注意。本纲要后并附以总部所发现的上述人员中属于贵部管辖下的名单，请贵部逐一调查有无嫌疑。鉴于登记名单时多有遗漏，如贵部无嫌疑犯，请有关人等提出曾经属于同一部队的其他有过以上经历的同僚，调查后请与本厅联系，将结果示知为荷。”
从这里可以看出，侦查工作已经相当明确地针对旧军部方面进行着，甚至连名单都附上了。指示中并且还说，可能仍有遗漏，请向列入名单上的人打听一下。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旧军部方面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医疗、防疫、药品方面的机构中任职。
当时，无论是第七三一部队的骨干还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系统的成员，对细菌和毒药的知识都是极其丰富的。他们一复员，就在民间的医疗、防疫机构和药品系统的公司中任职，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如今也一定还有不少人依然在药品公司担任技术性的职务。
但是问题在于：难道只有民间的药品公司收容了这些出色的技术员吗？决不是这样的。其中的百分之几早已由美军总司令部的公共卫生科悄悄地留用了。在这方面资格最老的是曾经在第七三一部队当过队长的石井四郞中将。
战争快结束时，石井中将很快地就回了国。战后一个时期他在新宿区若松町开旅馆，还遭到新闻记者的纠缠，后来他就踪迹不明了。
石井中将的第七三一部队的部下曾被苏联方面逮捕，作为战犯受审判。一九五〇年，审判记录日文版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此书也有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译者注）。
但是回到日本的石井中将系统的人们不但没有被美军作为战犯问罪，反而被美军总司令部留用。美国占领军为什么要利用他们？因为当时日本陆军里的细菌研究已取得显着的进展，无论是石井技术部队还是第九技术研究所都是这样，所以美国处心积虑想利用他们。
反过来也可以说，苏联方面所以把以梶冢隆二军医中将（停战时的第一〇〇部队最高领导）为首的军人当作战犯审判，是由于断定他们没有可利用的价值；美国方面庇护以石井中将为首的军人则是由于断定他们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价值自然是指要在将来的局部战争中加以使用。因此，美军总司令部对内部正在极端秘密地进行细菌研究一事，必须严加保密，不能走漏消息。
如果帝国银行凶犯是受美军总司令部庇护的细菌部门系统的人，这件事就非同小可。他们要庇护的倒不是凶犯本人，如果因而把美国留用日本旧军人进行细菌研究一事泄露出去，问题就闹大了。这件事一旦公诸于世，是非常不妙的。因此，要是警视厅向旧军部撒下的侦查网越收越紧，问题越来越尖锐化，自然就会造成尴尬的局面。被占领军称作的日本警视厅的侦查技术是很卓越的。它一步步地、然而准确、精密地收缩着向旧军部撒下的网。案件又是这样重大，日本报纸自不必说，连外国记者也都众目睽睽地注视着它的发展。假使外间对美军总司令部内细菌研究部门的存在微有所闻，尽管占领军能够禁止日本报纸披露，却禁止不了世界各国特派记者的报道。案件刚发生后，警视厅曾把本案活下来的受害者送到圣母医院去住院，当时严禁日本新闻记者与他们会面，可是无法禁止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共同社记者曾到医院向活下来的帝国银行职员了解情况，发表了一篇特讯——该记者是化妆成外国记者才去成的。
十五
平泽贞通刚被押送到东京时，高木检察官和藤田刑事部长都还没有把握判定平泽为真凶。由于一路上押送的情况极其残酷，社会上引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抗议，检察官甚至还表示“初步调查后马上就释放”。不料被告平泽过去在日本堂曾经犯过的支票欺诈案一经揭露，舆论就开始深信平泽可能就是本案的真凶了。警视厅也忽然转过来说平泽是真凶。对被告平泽说来，“日本堂事件”确实是决定他的命运的关键。
其实，“日本堂事件”只不过是个支票欺诈案。欺诈案和大批凶杀案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却使一般人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既然他做过那样的坏事，说不定也干得出毒死许多人的事。不过，熟练的侦查员们应该比谁都懂得，干得出欺诈勾当的人不一定杀得了人。欺诈犯和杀人犯的性质根本不同，可是社会上却不这么看。这里，对于推断平泽的犯罪情况，检察官方面有着巧妙的舞文弄墨。
再说，在“帝国银行事件”上使用过的毒药并不是审判庭上所说的氰化钾。高木检察官在开始审判时用的是“氰酸化合物”一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然变成了“氰化钾”。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确实不是纯氰化钾，而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不管它是否叫作“丙酮合氢化氰”或“硝酰”的那种东西，反正它确实不是纯氰化钾。从毒效发作迟缓的特征来看，也可以知道是在氰化钾上进行过特殊的化合操作，决不是像捡察官所坚持的那样“氰化钾由于陈旧而毒效发作迟缓”，那简直是荒谬绝伦。
因此，反而可以这样说：如果“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是纯氰化钾，平泽或许是凶犯，然而如果那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凶犯就绝不可能是平泽。
那末，如果平泽不是凶犯，究竟真凶是什么样的人呢？下面，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推测。
十六
关于这一点，材料是很丰富的。在帝国银行犯罪时，凶犯丝毫不动声色，举止安详地量出了药液，经过精密的计算毒死了人。正如侦查纲要中屡次提到的，从他达种镇定神态可以推测出他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凶犯携带着据说主要是陆军研究所系统使用过的“驹込型”玻璃吸管。当场表演时那种喝药的方式也绝不像是外行人掌握得了的。凶犯自己把第一种药喝给人看，却没蒙受任何实际损害，这种谨慎的作法也需要精密的技术。
凶犯每次都说附近发生了赤痢或伤寒，假装前来消毒。事实上，帝国银行那次，附近的相田小太郞家确实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在口供里平泽说他路过时看见了吉普车才想起这么说的，其实，吉普车是在巷子尽头，从大街上不大容易看见，况且吉普车是三点钟以前停在那儿的。（据同乘在那辆吉普车里的日本人——区里的职员——的证词，他们是在三点十五分左右回到区公所的。）因此，平泽不可能看到那辆吉普车。
对帝国银行凶犯说来，发生这种必须呈报并隔离的传染病可以说是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侦查当局认为从凶犯所处的地位而言，他是能够得到东京都卫生局方面的情报的。但是难道只有东京都卫生局才收得到那样的情报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传染病，东京都卫生局必然会报告美军总司令部公共卫生科，因此，知道恶性传染病发生情况的不仅是东京都卫生局。
凶犯在现场曾提出帕克中尉（或是赫奈特、柯特列、马卡中尉）的名字。几个证人听得不大一样，但经调查，知道确有其人。
侦查纲要中说：“凶犯在现场所说的占领军中尉的名字中，有两个叫帕克和柯奈特。调查的结果，真有这两个中尉，并且他们确实担任过防疫工作。由此推测，凶犯也许和他们有关系——也就是说，当时参加过他们所从事的防疫工作。目下正根据以上线索努力侦查中。”
假若名字是胡诌出来的，即便由于偶然的巧合可能碰对一个，却不可能一下子就猜对两个真人的名字。凶犯是清清楚楚地晓得占领军防疫官的名字的。
从上述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出毒杀犯是当时占领军所留用的搞细菌的日本旧军人或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这人的英语说得虽然并不流畅，但他会使用英语这一事实，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他是个留用人员吗？当然，也未尝不可认为他也许是为了使人信服他确是奉占领军的命令而故意使用英语的，不过还是认为此人与占领军有关来得更贴情贴理一些。
为了进一步考虑这一点，现在把凶犯在四个银行里出现和定制山口二郞名片的日子开列如下：
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到四点（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犯罪未遂）。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点（定制山口名片）。
同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取名片）。
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到四点（在三菱银行中井分行犯罪未遂）。
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到四点（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犯罪既遂）
同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半（在安田银行板桥分行把支票兑成现款）。
警视厅侦查纲要上说侦查凶犯时要注意的不是“日期”而是“时间”。所谓“时间”是指凶犯在这段时间内的行踪。但是我还想进一步提请大家注意凶犯是在星期几活动的。除了定制和取走山口名片的那两次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外，其余的犯罪日子都是星期一和星期二。侦查当局解释说：“由于头一天是星期日，星期一银行的业务繁忙，凶犯乘乱而来。”那末星期二又怎么来解释呢？我的看法不同。
能不能说由于工作关系，除了星期一、二的下午以外，凶犯抽不出身来呢？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定制和取走山口名片的日子），占领军系统的机构放假，因此，上午也可以去。但是由于工作关系，星期一、二两天他下午才有空。当时在占领军系统下工作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在帝国银行犯罪的那个凶手，星期三、四、五大概整天都脱不开身。
十七
比方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凶犯在二十七日（星期二）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取支票时的情形。按照一般情况，凶犯总想乘着通告还没下来，尽快把支票兑成现款；因此，上午去总比下午去要来得安全一些。可是实际上凶犯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出现。这就是说，星期二他下午才能抽出身来。那末也可以设想，既然凶手是去犯这么重大的案子，也许会请假去干吧？但是在犯案的当天请假，嫌疑就更大了。
其次，凶犯选的是附近有不少房子在空袭中被炸毁了的偏僻的小银行。这种银行里也不过有二三十名职员，也就是说，在掌握人数这一点上大概刚合适。他的行动范围呢，北自板桥，南至品川附近（荏原）；椎名町和中井在这两者之间。为了定制名片，他还在银座出现过。他的行动范围诚然可以说是遍及全东京都的南北了。当然，他是在不同的日子去的。但是如果他下午才能离开岗位（而且他总是在三点以后才到现场），在那以前抽不出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种机动性。
尤其是他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作案那次，刚下过雪，路很难走。
替平泽辩护的人说，平泽当时不在现场，因为五十七岁的平泽不可能穿着胶靴在短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这种论断也值得参考——也就是说，我认为凶犯大概是利用了吉普车才会有这种机动性。
凶犯订下周密的计划，在银行里作了案。他一定也会担心正在作案时会不会有人从外面进来。比方说，虽然已经下了班，也许会有个顾客因事从便门进来，或是跑外勤的回来了。这种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到职员一个个地倒下去，那就万事皆休。那人一定会马上跑出去报警，凶犯就陷于困境了。既然凶犯订下了那么周密的计划，要是没有考虑过在这种场合该采取什么措施，倒不合情理了。他一定做好了准备，不会只靠侥幸行事。
比方说，可不可以这样地假定呢？凶犯是占领军里的高级工作人员，乘着吉普车来到银行附近，把吉普车停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然后走进银行去。只要外面罩上件便大衣，人家就不知道他里面穿的是什么了。事实上，尽管银行职员们记不清凶犯的服装，却说他穿着大衣。万一有人追赶，他就立刻跑上吉普车，开车逃跑。当时，占领军的吉普车用的是黄色牌照，日本警察是轻易不能盘查的；而昭和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初正是占领军最威风的时候。
可是，根据侦查纲要看来，当局最初找过汽车的线索，后来就放弃了。大概是因为只能以日本方面的汽车为侦查对象，占领军的吉普车当然不在侦查范围之内。
十八
提起吉普车，开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郞家的那辆，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呢？由于相田家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东京都卫生科的科员就陪同占领军军人乘吉普车来消毒，但那一次的伤寒并不是传染性的。辩护人曾提出，平泽在供词里所说的他看见这辆吉普车的时间，与事实不相符。且不说辩护人的看法，难道只因为有一家发生了传染病，占领军军人就会特意来一趟吗？这种事儿不是交给东京都卫生科科员去办就成了吗？而且车上还有个名叫亚廉的中士。
如果是大规模的消毒工作——比方说，上野车站地下铁道里聚居着无业游民，需要撒滴滴涕——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为了一家住户发生病症，占领军的中士就特意跑了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再说，正当“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工作针对旧军人系统展开时，凶犯曾提到过的帕克和柯奈特这两个中尉却被调回本国去了。前面已经说过，不可能设想凶犯是偶然提到这两个中尉的名字的。即便凶犯和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没有直接关系，也一定有某种关系。因此，如果从这两个中尉的身上开始调查，也许倒可能查得出真凶。可是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却奉命他调，离开了日本。
提起回国的事，与平泽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时的行踪有关的那个叫作艾利的军人，也同样被调走了。
平泽的二女儿当时和这个艾利交往很亲密。一月二十六日（“帝国银行事件”发生的那天），艾利到中野区的平泽家来玩，当天傍晚平泽在手提包里装着蜂窝煤回家，艾利迎他进来。如果艾利出庭作证，就可以证明平泽不可能去过帝国银行。
调查出勤表的结果，证明一月二十六日确实是艾利的公休。因此日子并没有记错，艾利是来玩过的。可是就在平泽被逮捕后不久，这个艾利也被调回本国去了。这样一来，艾利在日本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辩护人曾要求让在美国的艾利作国际公证，裁判所却不予受理，因而使人威到艾利的回国和前面所提到的帕克和柯奈特两个中尉被调走，都是出于一个目的。
那末，我所设想的凶犯究竟是属于美军总司令部的哪个部门呢？
可以有以下三种假定：
一、凶犯可能是现役的作战训练部所辖机关的严加保密的石井小组的正式成员。
二、他所属的部门虽然不能说与上级机构毫无关系，它本身却并不是上级机构，并且与战后所进行的秘密作业（细菌战术）没有直接关系。
三、凶犯曾经是第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石井部队）或是第一〇〇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骨干，就他的职务来说，他知道“硝酰”这种毒药，也能够使用它。他晓得战后的秘密作业，但与这一作业没有公开的关系。
其中第三种假定的可能性最大。下面这种设想是不无根据的：当警视厅向这方面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反间谍队”或公安科对日本方面做了某种暗示。
事实上，警视厅根据最初的侦查纲要已向旧军部有关方面展开了正式的侦查，以警视厅原有的实力，大概不久就能够逼近真凶的身边。但是一旦查出凶犯，那就等于让日本方面知道正在作战训练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秘密作业。因此，美国方面大概痛切地感到有必要改变警视厅的侦查方向。美军总司令部就施加压力，要求警视厅打断根据侦查纲要所确定下来的主线。这就是我推想的情况。
当时，全国从南到北，以至日本海沿岸，凡是个人开业的或医院里的医生中有过上述经历的，警察机关暗中一律进行了侦查。（参照上述侦查纲要中关于名单的部分。）
美军总司令部之所以不愿意警视厅把侦查的手伸到凶犯身边来，估计是由于石井小组——美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部的最高秘密作战计划之一，即cbr计划的c项（细菌）——的作业处于绝密状态。要是在日本警察的侦查之下暴露出这个小组在做些什么工作，就会造成很大困难。
只要稍微透露出这个小组的存在，马上就会有被新闻界——尤其是驻东京的合众社和美联社——把消息拍发到全世界去的危险。实际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曾要求日本方面尽快解决“帝国银行事件”。表面上他们是催促警视厅早点结束这个空前的惨案，骨子里大概是希望乘侦查的手还没伸到旧军部来之前，好歹逮捕一个“凶犯”了事。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向不被警视厅主流派所重视的居木井名片班从北海道把平泽贞通逮捕了来。此人本来就患着克尔萨珂夫氏病，神经已经有些错乱了；对于检察官的盘讯，总还做了三十天的抵抗，但是终于变成半疯狂状态，屈服了。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这么一来事情就如愿以偿地解决了。
还有一件对美军总司令部有利的事：这个平泽贞通过去犯过日本堂欺诈案。警察在押送平泽的途中，对他十分残酷，舆论本来对平泽抱着同情，曾提出侵害人权的抗议。但是一旦欺诈案披露出来，舆论对平泽的同情急剧地起了变化，开始认为他是真凶了。在这里再说一遍，欺诈和凶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罪行。检察当局却在“犯过案的人”这样一个概念下舞文弄墨，于是，平泽贞通败诉了。
十九
侦查纲要上所强调的方向才是解决“帝国银行事件”的主线。由于平泽被捕，这个主线急剧地转移了方向。侦查总部是不是因为碰了壁，才把矛头忽然转向平泽的呢？为了好歹把这个案件了结掉，非找到一个“凶犯”不可。——我这种猜想难道是荒唐无稽的吗？
这个案件的侦查告终后，出席结束会的美军总司令部公安科主任、警察行政官赫·斯·伊顿曾对侦查当局的活动大加称赞说：“诸位克服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出色地解决了‘帝国银行事件’，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由于诸位给嫌疑犯上了手铐，在押送途中让新闻记者采访，曾受到侵犯人权的责难，但这只是不知内情的人随便说说罢了。”他这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警视厅知道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像是旧军部里制造的丙酮合氢化氰。辩护人也同样知道这一点。辩护人会要求让原来在第九技术研究所当科员的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证。据说旧军部过去在上海用这种丙酮合氢化氰做实验时，伴中尉也曾在场；但是检察官不予受理。而且听说当时检察官对辩护人说过：“那样一来，可就要碰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墙壁了。”
那末，在上海做的究竟是什么实验呢？现在人们传说的是这样一个内幕：
被用来作实验的是中国俘虏，地点是在上海特务机关的一个房间里。那是昭和十八年十月的事——当时战局已经对日本不利了。俘虏每三个人被关到一间密室里，由宪兵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网。穿着白色手术衣的军医站在他们当中。他是冒牌军医，实际上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的成员。
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这也是总部特意派来的宪兵）跟在军医后边走进来，马上对俘虏们说：“你们待过的收容所里现在流行着传染病。我们无法证明你们身上没有带细菌。如果病发作了，这个日本军事机关就要一道遭殃，你们害病也不好受吧。因此，今天军医带来了预防药。该怎么喝，由我们来指示。第一种药这么喝，紧接着就喝第二种。”这么说着，军医和卫生兵就用跟俘虏们一样的杯子喝药，接着又喝了第二种。当然，军医和卫生兵的药早就暗地里做好了记号。不出所料，结果很顺利，俘虏们喝下第一种药之后，紧接着又喝了第二种。过了五六分钟，就开始感到激烈的痛苦，四肢马上抽搐，昏倒了，两三分钟之后就都断了气。氰化钾使人马上毙命，而这种毒药喝下去五六分钟才死，它的效果就这样试验成功了。
使用这种药的目的是：潜入敌区的情报人员被捕后，乘敌人不备时，把看守害死，好赢得一段宝贵的时间来逃跑。据说还准备战败时服它来自杀。也就是说，如果一喝下去马上就显示临死的痛苦，接着喝的人就会失去勇气。因此，特意把药制得五六分钟后才见效。
二十
对“帝国银行事件”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那么怕侦查当局接触到以石井中将为首的细菌方面的留用人员，那末他们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呢？
无论是对第七三一部队还是对第一〇〇部队的技术，日本旧军部的上层人士原来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凡是经历过军队生活的人莫不知道陆军里有所谓“各部”。这是与“兵种”相对而言的，诸如技术员、会计、兽医、卫生员等等。不同于“兵种”，“各部”的最高军级是中将。尤其是在各种“兵种”的职业军人眼里，“各部”被认为是低一等的。倒不一定光是由于上述原因，作战的时候，参谋所起草的作战命令编为“作战命令x第几号”，x分为甲乙丙丁等，以表示其重要的程度。其中，甲是最重要的作战命令。“兵种”姑且不论，“各部”里可以说没有够得上甲等的命令。即便有过，那也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但是只有细菌部队的情况特殊。据说它有过无数的甲等命令，诸如“作战命令甲第几号”。
那末，这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甲等命令究竟有什么内容呢？例如指示事先潜入某市或山村的细菌部队骨干把传染性病菌散布在某种东西上或某处，以便检查试验的经过。当然，这只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地点不限于占领区，还潜入敌区去散布。使用过细菌的着名战役次数也相当多，例如热河战役就叫作“鸦片战役”。
细菌散布后，就找个借口向那个地区发动战争。有时采取公开军事行动，有时也进行隐蔽活动。每一次都被划为“作战命令甲”等。目的在于确定细菌战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并采取各种措施去了解其状况。有时还把死尸搬来解剖，以便调查所使用的细疗或毒药是否确实达到了目的，及其准确性如何等。
从事这种战役的普通士兵中，绝大部分都不知道作战目的。因此，直到今天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清楚这种战争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按照表面情况和上级的命令行事而已。
可以说，这也适用于美军总司令部对从事这种特殊作业的石井军医中将的优厚待遇。
这里要把非常熟悉细菌战准备工作全貌的关东军细菌部队人的首脑高桥军医中将在苏联审判庭上所供述的内容摘录一部分如下：
“问：关于第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情况，你向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报告了吗？
“答：报告了。
“问：向梅津大将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答：第一〇〇部队正在努力完成任务。各种设备和细菌的增殖状态也在顺利迸行中等等……
“问：梅津大将是怎么回答的？
“答：他表示非常满意，要我们加紧努力。
“问：第一〇〇部队的细菌年产率是多少？
“答：炭疽菌一千公斤，鼻疽茵五百公斤，赤痢菌一百公斤。
“问：这个生产率被认为足够了吗？
“答：不，还不够。
“问：第一〇〇部队被派到兴安省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
“答：调查河流、蓄水池的位置，有多少块牧地，有多少头牲畜，以及牲畜因季节而移动的情况。
“问：侦查的目的是什么？
“答：关于这一点，梅津大将跟我这么谈过：如果对苏战争开始，日本军队为了进行防御而退到大兴安岭，第一〇〇部队就在这时使北兴安河的牲畜全部咸染上传染病，好让利用这些牲畜的敌人也感染上传染病，以便削弱敌人的战斗力。第一〇〇部队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才开始调查的。
“问：山田大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你提出过关于第一〇〇部队业务的报告吗？
“答：我分三次报告了概况。
“问：山田大将对这个报告的反应如何？
“答：他只简单地说：‘按照原订方针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认为山田司令官和梅津前司令官采取的是同一个方针。
“问：你知道第一〇〇部队用人体做过试验吗？
“答：我听说过。可是没听说过霍乱的试验。不过，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问：细菌战的准备，首先是以苏联为目标的吗？
“答：是的。“（见《日本周报》，第四五六号）
二十一
据说美军总司令部由于留用了有关人员，在日本大大开展了细菌技术的研究工作。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广泛使用细菌武器的说法，如今也差不多成为定论了。在美国本土，对细菌战的研究也早就展开了。这个机构究竟做些什么样的研究，从一九四六年乔·伍·马克（后来担任美国细菌武器委员会的主席，由于改进细菌武器有功，曾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所作的报告中也看得很明白。
据这个报告说，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曾获得飞跃发展，已移交给美国陆军化学研究所管理。该所的中心研究机构设在马里兰州腓德烈市近郊狄特利克营，又名“特殊计划部”，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三千六百余人在这里工作。除此而外，美国海军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内设立直属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费高达五千万美元。正当朝鲜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即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刘易斯·约翰逊向总统提出了年度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说：“对人、家畜以及谷物正在进行关于传染性的多数病原体的全面而详细的研究。然而从国防角度看，公开发表这一研究是不明智的。”
一九五〇年四月号的《军事评论》上刊登了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论文，上面记载着：“所感染的必须是非常难治的病，感染的过程必须是难以判明的。不论什么部位都不可以有医疗上免疫的可能性，最好让感染者对任何化学治疗都无反应。”
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卫生研究院院长海斯公然宣称：“微生物的炮弹和炸弹已制造成功，达到了能使用的阶段。”根据已发表的这方面的记录，情况如下：
美军是在一九五〇年联合国军从北朝鲜退却时开始进行细菌战的。当时他们在所经过的平壤市、平安南道、平安北道等地都散布了细菌，因而引起天花的流行。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底为止，就发现了三千五百多个病例，患者百分之十死亡。江原道发现了一千一百二十六个病例，咸镜南道发现了八百十七个病例，黄海道发现了六百零二个病例。美军未经过的地区均未流行天花。
又听说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军第一〇九一号细菌登陆艇停泊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时，曾在艇内对俘掳的朝中两国人民做了试验。关于这件事，四月九日发行的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说：
“共军当中流行鼠疫，这一可怕的疾病有传染给联合国军方面的可能性。这只登陆艇上载有医学研究设备和试验用的动物。”
二十二
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使用的毒药并不是检察当局所说的纯氰化钾。它很可能是旧陆军系统所制造的毒药。它是旧日本军队研究过的一种秘密武器，当时为美军总司令部留用的第九技术研究所人员和第七三一部队复员军人曾秘密地研究过其成果。这就是我们推测出来的情况。
说到这里，“帝国银行事件”所启发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对平泽的定罪产生怀疑了。更可怕的是使我们察觉日本旧军部人员正在从技术上帮助美军研究这些秘密毒药和细菌。
根据上述美国刊物，也可以大体看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使用过细菌武器。据当时美联社报道，这种细菌艇后来还在巨济岛的俘虏收容所里做过试验。“每天对三千人做试验，以北朝鲜俘虏为主的十一万五千余名俘虏中，一千四百人感染了严重的传染病，其余的百分之八十也感染了某种疾病。”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抗议声明中说：“美国侵略军自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复自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五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六十八批，四百四十八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作者原引文与声明原文略有出入，现拫据一九五二年三月号《新华月报》（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载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的声明》更正。——译者注）苍蝇比普通的黑一些，头小，翅膀大一倍，毛多。跳蚤也比普通的长一些，黑得多。蜘蛛是茶褐色的。已证明这些昆虫是种特意培养出来的毒虫，在严冬的山野里也能生存、活动，耐寒性很强。
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的《细菌战黑皮书》（即《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见一九五二年十月号《新华月报》，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详细地刊载着关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材料。（见片山谕译《细菌战黑皮书》）
美国方面反击说，这个出版物上登的全是谎言。美国方面的这种说法是真是假，从u—2飞机事件上也可作出判断。
二十三
在“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过程中，几乎暴露出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的问题。为了严加保密，一个连“硝酰”的“硝”字也不知道的替罪羊被当作了凶犯，真凶却得以逍遥法外，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帝国银行事件”的真凶也许是图财害命，但是如果大胆怀疑一下，说不定他是在做某种试验。
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作为凶器的不明真相的毒药，使我们联想到最近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中明文规定的“细菌学职务”，因而感到不安。
在第三十四届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第二分科会上，政府委员小里玲这样答辩岩间正男的质问：
“细菌学职务。这一职务的工作人员专门研究并调查细菌、立克次氏小体（斑疹伤塞等的病原体。——译者注）、滤过性病毒和其他细菌性组织体之发生及成长的形态、组织及生命过程，对人类、兽类或鱼类致病原因的重要性，杀菌、消毒及控制的方法，医疗上的利用，及其对卫生、分解、发酵、工业的过程上，或土壤的生产性上的活动和效果等；诱导、经营、监督或实施有关研究或其他专门性的以及科学性的操作。从事这一职务的工作者监督或实施如下的代表性职务。”（以下从略。）
可是这段政府答辩只是官样文章，使我们感到带有伪装和欺骗的性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设想，这种细菌学职务是像答辩中所说的那样用于和平事业的。问题在于它是美国方面要求列上去的，因而只能认为它还是与战术目的有联系。
“帝国银行事件”给我们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点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毫无保障，我们是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被当作“犯人”的状况之下。另一点是：本案中所使用过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毒药依然存在于这一次新的“安全条约”所带来的危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