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途由于台风，又决定不驶入伏木港，而径直穿过岛根县海面，沿山口县西海岸经关门海峡返回和歌山县的胜浦。
为了进行联络，这时在岛根县滨田港让一人先上岸。该船于十一月底驶抵胜浦港，文件和情报都由在大阪碰头的釜木交给了卡比亚机关。
可是次年一月，釜木等七人和精密仪器制造公司的常务董事，突然以走私嫌疑遭到逮捕，由大阪地方检察厅提起公诉。
伊东信夫闻讯，当即要求美方设法释放这一伙人。但是美军却说，当时本来派了六名宪兵在伏木港准备加以保护，而船却驶回胜浦，这是违背了约定，反而把前去请求释放的伊东信夫申斥了一顿。
以后，美军加强了监视，法庭公审时竟派特工人员前往旁听，并要求负责的副检察官向美军提出报告。被告釜木不但平素间受到监视，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当他由大阪地方检察厅审讯后返回东京的时候，大白天就在银座被美军捉了去，落了个监禁在巢鸭附近的一所建筑物里的下场。美军曾一度把他释放，可是同年夏天，釜木又以与北朝鲜间谍事件同谋的罪名而被捕，仍关入巢鸭监狱。
大阪地方裁判所在开庭公审时，曾要求引渡，美军声称釜木患了病，竟干出把他送入美军的陆军医院里软禁一个月的事情。
这艘走私船是取得了美军的谅解才被派往北朝鲜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伊东甚至向卡比亚要了包括保障釜木等的人身安全的八项谅解的协议书。
伊东信夫方面没有什么差错。他曾和情报部长威廉斯面谈过，威廉斯把他介绍给卡比亚。当初美军方面连他们的人身安全都保障了，并且保证对该计划给予全面协助。如今却借口船没有靠伏木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违约之处，竟然指使当局以走私嫌疑对工作人员起诉，并且予以囚禁，这究竟原因何在呢？
问题就出在这项特殊工作的计划者是外务省官员伊东信夫。这使内务省官员们大为震怒，因为外人任意闯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把他们的工作打乱了，而且与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关系良好的检察当局似乎也插有一手。情报部同民政局一向不和。可是这件事的真正毛病就出在伊东信夫不是内务省官员。伊东信夫象这样一个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前情报局总裁，竟落得这么个下场。
川上久一郎回忆起这件事，就想到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势有多么激烈。
可是川上久一郎很自信。他大学毕业后一进内务省，就看出官僚这类人如何只知拚命保卫自身，对工作则颟顸无能。
川上久一郎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或者勿宁说是由于相当自负，他才有这样的想法。他常常对心腹的部下说：
“我讨厌透了如今的官僚这种人。因此，我自己虽然也是官员，我却要干一些那帮家伙干不了的事。所以我是随时揣着辞呈在工作的。”
这是他对知心的部下讲的，而且是酒后之言，但是他确实有这样的决心。川上久一郎接受总理厅特别调查部首任部长这一任命时，决心就更大了。他自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乎悲壮的决心。
现在，在他的调查部里，有从外务省、大藏省和通商产业省调来的官员。确切地说，他们代表各自机关的势力，官员们口头上说是效忠国家，其实他们效忠的是原机关。他们为原机关争预算。开支也是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国家，倒不如说是为了机关。效忠机关，就直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上升。
当局曾在社会上扬言总理厅特别调查部做的是内阁的宣传工作。正因为人们怀疑它是战时情报局的改头换面，工作人员就需要更加慎重，表面上装成是安分守己的官员。而且必须就各自担当的范围，在本来的目的——情报活动方面取得成绩。
他们在总理厅的建筑物后面设立了调查部本部，在那里办公。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切实掌握各自的情报网，都必须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关”。如果工作人员姓小林，就叫作“小林机关”。而且，彼此在谍报活动方面进行接触时，一不留神就会被对方抄了自己的后腿，不能麻痹大意。情报活动根据其性质和内容，有时隶属大藏省，有时设在通商产业省系统之内，有时则由外务省来担任。还会列为内务省警察部门的工作。作为特别调查部的负责人，这是麻烦而伤脑筋的事。
更糟糕的是，同为内务省官员，还有警察方面和行政系统之间的派系斗争。单以警察方面来说，就有各种复杂的系统，不断地伺机钻对方的空子。官员之间就象是勒耳那的多头蛇（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水蛇，为英雄赫尔克里斯所斩除。——译者注）那样，互相噬咬。
“和约”生效后，美日双方派到“美国政府情报机关和美国驻军情报机关的情报联络以及针对苏联代表机构的治安对策的联络协议会”的委员们不时举行会商。
日本方面出席的有国警、保安厅、公安调查厅、外务省、法务厅等的长官或次长。川上久一郎担任这个日美联合委员会的干事，因为他的职务是总理厅特别调查部长——那是最适合这些会议的性质的政府机关。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川上久一郎对主持这样的日美联合委员会很热心。
为了召开这个会议，还对会场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为了保持会议的机密性，不但要逐一审查会议出席者本人的简历，还要审查其背后的关系，进入会场得出示特别通行证或者徽章。会场四周的控制管理、地区内的保安监察、安全信号，都在考虑之列。为此，还举行了预演。
为了布置会场，值勤官员开列的备用品详单如下：
桌子（会议用桌、咖啡桌、书桌）、椅子、纸张、铅笔、烟灰缸（桌上用的、席地上用的）、姓名牌、纸烟、雪茄、火柴、打火机、咖啡、茶叶、画架、黑板、粉笔、图表、指棍、幻灯装置。
只要浏览一下这些物品的详单，就可以推想出会场的样子。
可是在会议上主要是美方委员发言。他们说，今后日本方面要设立的情报机关主要应该效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形式。他们还从技术方面传授了种种经验。然后必定由一个二世军官说明当前亚洲形势，尤其是苏联、中共和北朝鲜的形势。
虽说是交换情报，可是美方委员并不大指望日本方面提供情报。他们对一切情况了如指掌，日本方面是远比不上的。随着会议一次又一次的举行，竟形成总是日本方面光听美方讲解的状态。
当时美方的构想是：由日本政府设置“日本防卫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并且表示最好让现有的治安阁僚恳谈会的成员参加这个机构。在这个机构下面再设立中央情报局这样一个机构，由它张罗设置日本情报联络委员会。这些机构各自分设本委员会、代理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为了这类情报的保密，还应成立“日本情报保安委员会”。
这个机构和美方机构完全是同一形式。当时的想法是，打算把目前的总理厅特别调查部发展成为一个“中央情报局”。
总之，当时的美国驻军设有形形色色的情报机构。假定以这些情报机构为x，驻日美军情报联络委员会就就是靠x的联络而维持的。这个委员会由陆海空军的委员构成，分为本委员会、代理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它还设有情报安全委员会，由同一所属机构的另外一些负责官员组成。日美联合委员会里，美方心目中将来的日本政府机构，大体上是以本国的组织机构为样板的。
然而，在组织形式上虽然有着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因为日本方面收集情报的机关力量极其薄弱，美方机关则实力格外强大。
尽管说是双方交换情报，日本方面的情报本来就贫乏，而美方自己的情报又属于本国保密的范围，不愿意提供给日本方面。
作为其理由，美方的借口是，日本在防谍方面还没有制订任何取缔的法规。
例如，美方为了军事安全，曾按照内容把从国防部以外的机关取得的官方资料分为“绝密”（topsecret）、“极密”（secret）、“机密”（confidential）三类。其中，“绝密”类情报万一泄露给当事者以外的人，就会造成比下述（一）或者（二）更要严重的后果。（一）就是外国政府针对泄露出的计划或者意图，对美国发动战争。（二）是战争一旦开始，美国的作战计划会被挫败。（三）是由于美国在军事上失去重要的科学或技术的优势，在战争当中或主要作战的过程中，或在战果上受到实质上的影响。
由于美方情报分成这三类，即使是属于“机密”类的情报，他们也不大愿意向日本方面透露。美方相信在日本有不少共产圈的工作人员或与共产党站在一边的间谍进行活动。他们指责日本政府没有制订任何对此取缔的法规，到处都是漏洞。
总之，日美联合委员会不外乎进行一些事务性的、形式上的磋商而已。因为日本方面提供不出任何有内容的情报，而美方则不肯提供。由于日本一方频频要求提供情报，终于引起了美方的不快。
川上久一郎以干事身份出席日美联合委员会的这些会议，吸取了一个教训。
那就是：越来越迫切的感到日本方面需要设立独自的情报机构。
当然，美方也并非完全不提供情报。但那都是些不涉及本国机密的情报。这样就没有什么用处。
联合委员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总理厅特别调查部的工作方面，美方也没怎么提出有效的办法。日本方面采用的办法中主要的只是所谓档案工作。
据美方说，迄今为止，日本方面的旧特高机关等采用的档案保管法是旧式的、杜撰的，效率很低。美方指出，用政府机关特有的带子把文件订在一起，这是极其拙劣的管理方法，并把本国采用的卡片法教给日本方面。
美国情报机关采用的“档案管理法”就是把需要注意的人物的经历记入卡片，编档保存，依十进法分类。各个卡片上的号码也选用十进分类号码。
对象有按个人、公司、协会、机关名称分类的，也有按地理名称分类的。
这就至少需要登记几万名对象。为此，规定卡片上要登记本人经历、家属，亲戚关系、兴趣、癖好、日常行动自不待言，连外出时常去的地方都要详细记入。卡片上还附有本人的半身正面像。资料必须作到这种程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必要时就能够根据卡片来立即逮捕或拘留这些人。这个制度后来成为总理厅特别调查部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时期川上久一郎每天忙碌不堪。例如他的记事本上就记载着下述事项：
六月九日（星期一）十三点，日美情报联络干事碰头会。
十日（星期二）十点，调查部干部会。
十一日（星期三）十点三十分参议院警备碰头会。
十四点第三次罢工对策联络会议。
十八点三十分斗争对策联络会议。
十二日（星期四）十点学生问题对策联络碰头会。
十四点日美情报联络委员会日方委员联络会议。
十三日（星期五）十点日美情报联络干事碰头会。
十四日（星期六）十点有关管理朝鲜人间题联络碰头会。
这些会议都有川上久一郎参加。例如，科洛纳少校作为美军方面委员会代表出席日美情报联络干事碰头会。川上作为日方委员会代表到会。
参议院警备碰头会鉴于劳动治安关系法案的审议情况，在五月底到六月七日讨论维持参议院秩序问题和制订规章问题。参议院事务总长、警务部长、警视厅警备第一部长出席会议。
第三次罢工对策联络会议上，提出总评和劳斗（工会斗争联合会）联席会议的结果和有关“五·三○”（一九五○年五月三十日，八名日本工人在日本人民奋起大会上被美国占领当局逮捕，并于六月三日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刑。——译者注）纪念日的情报，就治安对策达成协议。法务厅、国家警察总部、劳动省、特审局、警视厅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学生问题对策联络碰头会，是就学生最近的动向和涉及警察管理措施的各种问题设法增进有关方面人员的相互了解，查明问题所在，协商对策。除了治安机关，文部省和各大学的社会福利部长也出席。
有关管理朝鲜人问题的联络碰头会：由于日韩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就中断了，有关机关迫切希望政府就强制遣返以及管理在日本的朝鲜人问题迅速决定今后的方向和当前没有缔约的情况下的最高处理方针。因此，需要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取得结果，向次官会议提出建议。治安机关、法务省和劳动省外，外务省、入国管理厅的负责人也出席。
就这样，川上久一郎有时作为干事，有时作为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参加了各种会议。
象这样连日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他仔细地思考着：无论如何，通过目前的机构收集情报是非常困难的。就拿一个工会来说吧，有关各委员的谈话听起来简直是敷衍门面，看法也幼稚。川上一听就知道各个委员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他开始考虑，在已经不能期待美方提供情报的今天，如果不设法想出独自的一套办法，将来的所谓“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也简直是空中楼阁了。
川上久一郎决心在自己的情报机关中起用山田上校。
川上久一郎的另一个困难是特别调查部的预算。
起先，他同宗像副首相商谈的时候，宗像说可以拨给大约一亿日元左右的预算。这么一小笔款子，当然什么事情也办不了。然而总理厅特别调查部的设立，如今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众目睽睽，怀疑它不知会干出些什么勾当来。如果现在领取大笔预算，那就必然会引人注目，遭到攻击。调查部必须拿宣传活动作招牌，始终装成安分守己的样子。
但是，比方说，单是付给协助工作的民间人士的报酬，估计就需要二千四百万日元。向各团体支付的情报调查委托费估计需要五千四百万日元。此外，抄收电信及调查海外广播方面估计各需一千三百万日元。通信调查、对共产圈调查估计各需一千二百万日元。
上述各项开支即达一亿三千万日元。再加上其他经费，二亿日元也不够。再者，所谓报酬费是指支付情报工作人员的报酬，二千四百万日元究竟够用否，也没有把握。情报调查费和其他通信方面的支出，也是同样情况。凭这样微薄的预算，将来就不可能成为“中央情报局”那样一个机构的母体。总之，没有钱就收集不到象样的情报。
正因为川上久一郎与官房长官——在官制上是他的上司——合不来，他才就这些会议情况直接同宗像副首相进行商谈。川上久一郎所能依赖的当然只有宗像副首相。
川上还有下述想法：
要了解世界形势，单靠国内情报是不解决问题的，非派人驻在海外收集情报不可。
希望及早复活战前那样的体制。可是目前经费几乎是毫无着落。川上对这一点也感到恼火。
可是这时有人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那个人建议通过作外汇生意来挣出特别调查部的经费。方案就是设法获得美元，筹措资金，摆脱微额预算的束缚。为此，应在西德设立日本大企业公司的海外办事处。也就是说，形式上作为日本大企业公司在西德派驻的海外人员，其实是在那里设置“特殊机关”，负责建立情报线路并筹措资金。
据那个人的意见，该大企业公司以代表日本钢铁界的日东制铁公司为宜。
川上久一郎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这个方案中最可取的一点是：到海外去筹措资金，不会在日本国内引起问题，而且不会受国内任何人注意就能挣到美元资金。
“美国人也以非法手段挣了不少情报资金哩。”当时那个人对川上久一郎说。“不管怎么说，走私就是那些家伙的财源。他们还跟现在的东京黑市有密切联系。要说呢，c机关的头子不是也吸毒吗？有这样的传闻。据传，他贩毒，不知不觉地自己也上了瘾。”
美国是没有象旧日本军部那样的军事机密费的。预算是公开的，必须在会议上一一通过。因而驻日美军机关的经费光靠预算款额是维持不了的，当然只好采取就地筹措的非常手段。
川上久一郎恰好就在这个时期出差去九州——日东制铁公司总公司的所在地。当时，他在所乘的火车里不期遇见了经营总体协议会的副会长坂根重武。
川上久一郎曾想过早晚非见这个人不可。坂根原是个官员，以前由于某些机会见过川上两三次。在火车里，不知怎的就免了平日的客套，变得更自在一些。
由于近来经总协的实力大大增加了，川上久一郎才想要见见坂根重武。占领期间，非经美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的谅解，任何事情也办不成。可是“和约”生效后，不经大企业联合团体的谅解，官僚仍然办不了事。近来，政府首脑当中与经总协频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今后说不定要形成不仰仗驻日美军总司令部而仰仗经总协的局面。
可是，说实在的，川上久一郎不大了解坂根重武是个怎样的人物。他不过从传闻中得知，坂根在经总协的职位对外是个副会长，最多也就知道他在金融实业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从为人来看，他倒象是个绅士，作风稳重，看不出他有金融实业界人士特有的那种富豪派头。
川上久一郎心想：刚巧在适当的地方遇见了自己所要见的人。他一看见坂根，就想到在自己即将去设立的日东制铁公司地方办事处的问题上，有必要求得他的谅解。取得谅解，事情就好办了。
看样子坂根重武还带着秘书。要商谈的事情是复杂的，而且需要保密。他就特意邀坂根重武到餐车去。
他俩就在那里交谈了约三十分钟。
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坂根重武默默地听对方讲。由于坂根没有什么反应，川上久一郎讲着讲着心里不安起来。坂根长的一副朴质相貌，望去不象个实业家，尽管他穿的西服还讲究，陌生人见了可能会把他估计作公司的科长或股长呢。
川上久一郎谈完之后，脸色畅快起来，因为坂根表示想了解特别调查部的工作情况。
川上久一郎立即领会了他的真意。
两个人从餐车上回到座位的时候，带着融洽地一起吃了夹肉面包的表情。他们互相介绍了自己的部下。就这样，在东京开往博多的列车中，他们创造了一小段历史。
川上久一郎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么受过预算的挟制。就以预算措施来说，又不能公开拿出“总理厅特别调查部”的名义。即使拿出来，也只不过能领到为数极微的经常费。连不足一亿日元的数额，名目上都要列为内阁官房室费。除此以外，就得暗中在其他项目的预算中来筹措。
一方面是由于受到过宗像副首相的鼓励，川上久一郎相信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眼下日本无论如何需要这样的机构。必须重建战前规模的海外情报网，然而又不得不对社会有所顾忌，只能提心吊胆地制订隐蔽的预算，这有多么可怜啊。正因为预算这样紧，同经总协副会长商谈，确实使他感到愉快。
不过，川上久一郎必须防备着不要让其他官员拆他的台。正如山田上校所指出的，特别调查部是由各机关派出的官员组成的。他们各自企图发展自己的势力，摆出伺机打倒对方的架势。
现在的特别调查部工作人员就是这样。即使开会，意见也从来没有一致过。
他们互相隐瞒自己所掌握的情报，一心一意地想着独占情报网。每当有人谈什么情况，其他人就故意以怠慢的态度来听，似乎表示“这样的事情早就知道啦”。
每一次会议上，可以说人们自始至终都光是喝茶而已，根本谈不到各省派出的官员对这个特别调查部给予全面的协助。因为各省派出的官员心怀不满，认为调查部本身是被旧内务省官员把持着。
不仅川上久一郎抱有将来把总理厅特别调查部发展为中央情报局的腹案，久我首相和宗像副首相也各有各的想法。也就是说，大家都这样重视这个机关。正如川上和宗像的打算不同，宗像和久我首相的想法也不一样。而与宗像的想法相近的是原联合通讯社社长高岛伊太郎的方案。
上久一郎既担任了第一任调查部长，就也考虑到将来这个机关一旦发展成为中央情报局时，必然会由他自己担任总裁。本来，自从特别调查部成立以来，他就象规划者一样，比谁都热心。而且，他考虑到光凭日本国内的情报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感到有必要出国考察欧美各国的情报制度。
川上久一郎的最终目标是会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一见到杜勒斯，杜勒斯大概会就设立海外情报网问题给出主意，还会判断特别调查部应按什么样的构想设置吧。而且，由于在日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美方不轻易提供情报，使日本方面吃了苦头，所以他还打算乘此机会在日美交换情报的问题上取得杜勒斯的支持。归根结蒂，这是与重建由于战败而崩溃的海外情报网有联系的。
久我正首相也赞成日美两国之间签订交换情报的协定。
因为久我首相在美国缔结“和约”的时候，曾试图对驻日美军机关人员的特殊待遇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其内容是：驻日美军机关人员享有出境入境的自由，并享有外交官的待遇，但是可以不受外交礼遇的拘束。确切地说，他们和外交官一样，不受日本警察的管辖，还许可他们乘坐的汽车不挂号牌，随意出入任何地方。久我的抵抗当时立即被美国政府挡回，那个苦头他至今记忆犹新。
因此，他非常赞成川上久一郎的签订情报交换协定的主张。
不过，川上久一郎去欧美考察，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首先，久我首相的一帮亲信就反对这个考察旅行。他们本来就对宗像一派的川上久一郎不怀好感。
此外，高尔夫集团中有一个人不喜欢美国中央情报局杜勒斯那个系统。他与英国有联系。本来在“自由世界”中，只是在对付共产党国家时才利害一致，除此之外，美英两国暗中不断进行激烈的斗争。
这个亲英派人物作为所谓高尔夫集团的一个成员，是久我的亲信。
川上久一郎的这个考察旅行还遭到外务省的反对。当然，这也是由于各省之间向来争夺势力范围所致。一个旧内务省的官员插手于外交事务，使他们感到不快。
可是，经宗像副首相从中调停，久我的亲信们也就被说服，不再反对川上久一郎出差国外了。
从这时起，川上久一郎开始感到自己受到美国以外的某国的注意。
“奇怪，突然有人钉起我的梢来了。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他对心腹的部下有末晋造警部（日本警察分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长及巡查九个等级。——译者注）说。“我也大致知道是哪国系统的。可是，真奇怪，怎么这么快就会知道了呢。”
川上久一郎百思不得其解。
“部长，”有末晋造把女人一样白皙的脸掉过来问道，是不是您出差的真正理由很快就传出去了呢？”
“哪里，我才不会讲那么愚蠢的话呢。我只说是去观光的，为了观光而环游欧洲。”
不久以后，申请旅行签证时川上久一郎这话的意思就清楚了。
在旅行目的一项下，填写的是出席世界性组织——宗教团体大会。川上久一郎的确是moa的会员。
那次代表大会在西欧举行。川上久一郎既然是会员，出席大会并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他不过是一个普通旅行者，却申请外交官的签证，因而身份是总理厅事务官兼外务事务官。这次旅行要去的地方是经仰光前往瑞士、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和美国各地。
可是名义上川上久一郎此行的旅费是由中学时代的朋友资助的，不得动用特别调查部的公费。
然而，这就成了问题。那就是，在动身之前，川上既然作为私费旅行已经接受了出国旅行审议会拨给他的民用美元六百零二元五十分，为什么还非得携带外交官签证不可呢？
关于这件事，外务省当局也有反对的人，结果，由于宗像副首相的斡旋，好容易才平息下来。在他出发前，外务省系统对他的反感就已经十分露骨了。
一切准备停当后，川上久一郎决定从羽田机场搭乘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出发。
“真奇怪，”川上说。他所顾虑的倒不是出国的事，而是监视自己行动的那些家伙。“近来他们活跃起来了。总是尾随我的车子，很不容易甩掉他们。说不定有人在向对方进行联络哪。到底是谁呢？”
他树下的敌人是不少的。特别调查部成立的时候，连特别审查局、国警第二科（外事警察）的人们都冷眼观望这边的动向，看看能搞出什么名堂。不，还不止这样，如今连他自己的调查部里也有人在伺机拆他的台。他们是通商产业省、经济计划厅等处调来的官员。
但是，目前注视他的行动的不是上述一干人所属的系统。川上意识到那是另外一些人，也就是说，位于政界里层的人物。
说起直觉，川上久一郎为了现在的特别调查部预算问题去见宗像副首相的时候，曾听到过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川上向副首相陈述预算的拮据状态，这时，宗像带着平时那种眼皮都懒得抬起来般的神气低声反问道：“你知道所谓v资金吗？”
“v资金？没听说过。那是什么呢？”
川上一反问，副首相就含糊其词地说了句“那就算了吧”。
v资金——他不明白。不过从名称来看，令人感到那好象是什么隐蔽的财源。川上认为宗像副首相当时是想从那笔资金项下拨出特别调查部的预算。
总之，川上久一郎从羽田机场出发了，预定出国一个月。那是昭和二十八年冬天的事情。他在不显眼的几个送行人的目送下，登上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客机的舷梯。北面的天空密布着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