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更迭，山庄疗养院里有一种精神状态在开始蔓延，它是以前那种恶魔的直接产物，这种恶魔凶险的名字，我们以前已经称呼过，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样猜想。在自我修养的旅途中，他怀着放浪不羁的好奇心研究过这个恶魔；不错，他发现自己有一种令人忧虑的能耐，那就是能同山上的人们一起，对这个恶魔致以非同寻常的敬意。这种新的恶魔同旧的恶魔一样，本来只处于萌芽状态，现在却开始蔓延，在各个地方显露出来，而沉溺于其中，按汉斯的本性来说是不大有什么危险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惊惧地发现：他稍不留意，他的仪容、谈话和举止就会受到感染，而这个圈子的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这种感染。
那么发生了什么啦？什么东西在蔓延？——好争吵。暴躁易怒，神经过敏。莫名其妙的不耐烦。大家普遍有口出恶言的倾向，往往大发脾气，甚至扭打起来。每天，个别人之间和一群人之间总是苦苦争论不休，而且肆无忌惮地大叫大嚷。这种争吵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局外人不但不对动肝火的这些人感到嫌恶，或者从中调解，而是同情这方或那方，心醉神迷地把自己也卷了进去。人们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他们的眼睛冒火，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人们对有理由、有机会积极参加争斗而大叫大嚷的人表示艳羡。他们如饥如渴地希望跟这些人并驾齐驱，灵魂和肉体为之痛苦不已；谁没有本领逃之夭夭，孑然独处，谁就会无可挽救地被卷入到这种旋涡中去。他们在当局面前进行徒劳无益的争执和相互指控，当局虽在调停方面作了一番努力，但结果他们自己也吵吵闹闹，行为粗暴，可怕地陷进了是非中去，这在山庄疗养院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病人离开疗养院时还是心平气和的，但回来时情绪如何就难说了。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上等俄国人”餐桌上有一个人下山到街上一家法国人开的女式服装店里购货。她是一位来自明斯克的内地贵妇人，年纪还轻，病情一点也不重，医嘱住上三个月就行，不需多住一天。在那里，她跟一个女店员吵起架来，吵得很凶，回院时异常激动，竟咯起血来，以后就无法医治。院方把她的丈夫唤来，告诉他说，她得一直待在山上，永远住下去。
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我们不无反感地再举出其他一些例子来。读者诸君也许还记得坐在萨洛蒙太太餐桌上的一个戴圆边眼镜的学生，或者是一度做过学生的人。他是一个贪吃的青年，习惯于把自己盆子里的菜肴切成碎片，变成杂烩，然后狼吞虎咽，有时还用餐巾去揩拭他厚玻璃镜片后面的眼睛。他就这样一直坐在那里，到现在还是一个学生也好，过去是一个学生也好，吃呀，吞呀，拭眼睛呀，大家对他这个人只是偶尔匆匆注意一下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印象。可现在，有一天早晨在第一次早膳时，他发作了，大家对此大为吃惊，可谓晴天霹雳，整个餐厅为之轰动。在他坐着的地方发出一片叫嚷声，他坐在那边，面色苍白，尖声怪叫，矛头是针对站在他身边的矮个儿女招待的。
“您说谎！”他咆哮起来。“茶是凉的喽！您给我端来的茶冰冷，我不要！在您说谎之前，自己先尝一尝，这个是不是不冷不热的脏水，有身份的人是根本不要喝的！您怎么敢把冰冷的茶端来？您怎么会存这样的念头，自以为把这样又孬又凉的水放在我的面前，我就可能去喝了？我不喝！我不要喝！”他叫嚷着，而且开始在桌上擂起两只拳头来，害得桌面上的器皿都丁丁当当地跳起舞来。“我要热茶！我要的可是滚烫的热茶，这是我在上帝和人类面前的权利！我不要这个，我要火热的茶，那样的茶哪怕只喝一口，我也宁可死掉——你这个该死的矮冬瓜！”他忽然又怒吼了，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最后的自制力，把满腔怒火尽情发泄出来。他向埃梅仑蒂亚挥了挥拳头，龇牙咧嘴地朝着她，嘴里尽是泡沫。他继续擂拳，跺脚，嚷着“我要”，“我不要”——这时，餐厅里出现了以前经常有过的场面。好些人对暴跳如雷的学生寄予同情，尽管其中有害怕和紧张的成分。有些人跳了起来，他们也握紧拳头，咬牙切齿、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另外一些人则静坐不动，脸如土色，两眼低垂，战战兢兢。学生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上，前面放着一杯换过了的茶；他没有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还是心惊肉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个人来到了山庄疗养院。他过去是一个商人，三十岁，长期发烧，从一个疗养院转到另一个疗养院已有好几年了。这个人反对犹太人，是一个排犹分子，这是他的生活原则，同时也是为了体育运动；对于运动，他视为乐事，十分热衷——鼓吹排斥犹太人，是他生活的骄傲和内容。他原来是一个商人，别的什么都不是；他在世界上无足轻重，但一直是犹太人的死对头。他的病很厉害，咳起来很吃力，好像里面有很多痰，咳嗽时，仿佛他的肺在打嚏，又响又短，要把里面的东西一次性咳尽似的，声音叫人难受。然而他不是犹太人，这是他唯一可取的地方。他叫维德曼，是一个基督徒的姓，并无任何不纯之处。他购阅一份名叫《雅利安人之灯》的报纸，谈话内容不外这一套：
“我来到疗养院甲，来到疗养院乙……当我在卧疗室里躺下时，谁在我卧椅的左边呢？是希尔施先生！谁躺在右边呢？是沃尔夫先生！理所当然地，我立刻离开了……”诸如此类。
“你有这个必要嘛！”汉斯·卡斯托尔普嫌恶地想。
维德曼看起人来，眼光尖锐而阴险。他这样看人实际上很没有教养，仿佛他鼻子前面挂着一条流苏，他不怀好意乜起眼睛来看，而这后面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他的妄想变成了病态的猜疑心，变成了无休止的迫害狂，它促使他嗅出可能隐藏或改头换面地隐伏在邻人心里的一切脏东西，然后张扬开来，让人耻笑。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挖苦人，猜忌人，诽谤人。总之，凡是谁没有具备他那个绝无仅有的优点，他就说他们的坏话，这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
疗养院里病人的心理状态——对此，我们已在上面交代过——使这条汉子的猜忌心格外加剧了。他在这里也不会不遇到某个具有缺点（这种缺点，他，维德曼是没有的）的人，于是在这种精神状态的影响下就导致一个可悲的场面，当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躬逢其盛。我们不得不叙述一番，作为另一个例子。
这是因为还有一条汉子——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不必隐瞒，事情是明明白白的。这人叫素嫩沙伊恩，这样的姓氏再脏也没有了，因此在维德曼眼中，素嫩沙伊恩从第一天起就是他鼻子前挂的这条流苏，他不但尖锐地、恶狠狠地斜睨着它，而且用手去拂它；可这不是把它赶跑，倒是让它摆动起来，这样他的神经更焦躁了。
素嫩沙伊恩同维德曼一样，以前是一个商人。他也病得很厉害，而且有一种病态的敏感性。他待人和气，头脑不笨，而且生性诙谐。他对维德曼的尖酸刻薄和狗眼看人十分痛恨，维德曼对他也恨之入骨。有一天下午，大家一起拥到客厅里，因为维德曼和素嫩沙伊恩两人争吵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而且十分野蛮。
这番景象真叫人触目惊心。他们像小孩子那样殴斗起来，但打起来却有大人那种不顾一切、拼死拼活的劲儿。他们抓对方的脸，揪住对方的鼻子和喉咙，狠狠地打，还翻在地上打滚，凶相毕露。他们互相啐口水，踢呀，撞呀，拉呀，抓呀，而且嘴角溢出了白沫。院方工作人员闻声急急赶来，好容易把咬来咬去、扭成一团的两个汉子分开。维德曼，流口水，淌鲜血，一张脸气得痴痴呆呆，大有怒发冲冠的气概。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未见过这番景象，他不信事情真会闹到这个地步。毛发根根竖起的维德曼先生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了，而素嫩沙伊恩呢，一只眼睛变成青黑色，额角周围的一绺鬈发上面有一个流血的创口，他被送到办公室里，在那里坐下后，双手捂着脸抽抽搭搭地痛哭起来。
维德曼和素嫩沙伊恩的事就是这样。凡是目击这个场面的人，事后很长时间仍心有余悸。现在我们来谈一件名誉毁损问题，它同上述的不体面行为大相径庭，是一件较为愉快的事情。事情也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从进行这件事既正式又庄严的角度来看，真可谓名副其实到可笑的程度。汉斯·卡斯托尔普并未亲自参与此事的各个阶段，只是通过有关此事的文件、声明书和记录才了解其错综复杂的、戏剧性的过程，这些材料不但在山庄疗养院内外广为流传，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流传在村、州和本国国土内，而且在国外和美国也以文字形式不胫而走，有一些人即使对这个问题肯定不感兴趣或不愿过问，也不得不注意起来，加以研究。
这是一个牵涉到波兰人的问题，是一个名誉毁损问题，发生在最近到山庄疗养院里来的一群波兰人中间。他们占领了上等俄国人餐桌，形成了一片小小的“殖民地”——顺便插一句，汉斯·卡斯托尔普现在已不再坐在那边了，而且迁到克莱费尔特的席上去，以后又坐到萨洛蒙太太那儿，最后又搬到莱费小姐处。这群人十分高雅，颇有骑士风度，谁如果一竖起眉毛，内心就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要说的是一对夫妇和一个未婚女郎，她同其中一位男士保持着友好关系。别的都是有绅士风度的男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楚塔夫斯基、启辛斯基、冯·洛辛斯基、米哈伊尔·洛迪戈夫斯基、莱奥·冯·阿沙拉辛斯基等等。故事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他们中间一位名叫雅波尔的先生在山庄疗养院的餐厅里喝香槟酒，当时还有其他两位绅士在场，他在这两位绅士面前谈起了楚塔夫斯基先生的夫人，还谈起了一个名叫克雷洛夫的小姐，她是洛迪戈夫斯基先生的亲密朋友。手续、措施和程序均由此产生，它们构成了这份发布到各地到处流传的文件的内容。汉斯·卡斯托尔普念道：
“声明书，译自波兰文原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斯丹尼斯拉夫·冯·楚塔夫斯基向安东尼·启辛斯基和斯丹芬·冯·洛辛斯基博士提出请求，希望他们以他的名义向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交涉，要求同他决斗以保全名誉，此案实质是：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在同雅努什·台奥费尔·雷纳尔特先生和雷奥·冯·阿沙拉佩蒂安先生谈话时，对楚塔夫斯基的夫人雅特维迦·冯·楚塔夫斯卡构成了严重的侮辱和诽谤。
“上述谈话发生于十一月底。当冯·楚塔夫斯基先生数日前间接闻知上述情况后，他即刻采取步骤，以便确切地获悉事实之真相及内容。在上一天，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他通过雷奥·冯·阿沙拉佩蒂安先生之口确证了此种诽谤与侮辱，那位先生是侮辱性言词和讥讽的直接见证人；因此，斯丹尼斯拉夫·冯·楚塔夫斯基先生毫不迟疑地委托下列签名人，授权他们向卡西米尔·雅波尔提出有关名誉权的诉讼。
下列签名人作如下声明；
1.根据一九××年四月九日由斯捷斯塔夫·西古尔斯基和塔杜斯·卡迪伊在雷姆堡有关拉迪斯拉夫·戈杜雷茨基先生控告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一事所作的记录，另外，根据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名誉裁判所在雷姆堡对上述之事所作之判定，而两份书面材料之内容相符，均认为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由于屡次言行均有失体面，失去了绅士的资格。
2.下列签名人根据上列事实得出了富有意义的结论，并且明确认为，绝对不能认为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尚有任何决斗能力。
3.下列签名人认为，针对一个缺乏荣誉概念的人处理有关名誉毁损之事或作为仲裁人，就他们本身来说是不能允许的。
鉴于上述事态，下列签名人提请斯丹尼斯拉夫·冯·楚塔夫斯基先生注意：想通过名誉权的诉讼向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提出控告以恢复名誉权，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劝他不如采取刑事审判的途径，以阻止像卡西米尔·雅波尔这样不能提供满意答复的人进一步伤害别人——（日期及签名）安东尼·启辛斯基博士和斯丹芬·冯·洛辛斯基博士。”
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读下去：
“记录——
斯丹尼斯拉夫·冯·楚塔夫斯基先生和米哈伊尔·洛迪戈夫斯基先生之间事情的证人；
以及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和雅努什·台奥费尔·雷纳尔特先生之间的证人；
地点在达沃斯疗养地旅馆的酒吧间，时间在一九××年四月二日晚上七时三十分至七时三刻之间。
斯丹尼斯拉夫·冯·楚塔夫斯基先生鉴于他的代理人安东尼·启辛斯基和斯丹芬·冯·洛辛斯基博士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就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之事所作的声明，经过深思熟虑后，确信他们因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严重侮辱及诽谤’楚塔夫斯基夫人雅特维迦而建议向他提出刑事诉讼一事对方不会同意决斗，因为：
1.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在指定时间不会在裁判所面前出席；鉴于他是一个有奥地利国籍的人，对他作进一步的惩戒不但有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
2.再者，对雅波尔先生进行法律惩罚并不能弥补他因企图诽谤斯丹尼斯拉夫·冯·楚塔夫斯基先生及其夫人雅特维迦的名誉和家族所造成的损失；
因此，斯丹尼斯拉夫·冯·楚塔夫斯基在间接获悉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拟于次日即离开疗养院后，采取了他认为是最简便、最彻底的、而鉴于目前情势也是最适当的方法；
于是，在一九××年四月二日晚上七时三十分至七时三刻之间，在疗养地旅馆的美国酒吧间里，他在他夫人雅特维迦和米哈伊尔·洛迪戈夫斯基以及伊格纳斯·冯·梅林面前，打了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几记耳光；当时他坐在酒吧间里喝酒，身边同他做伴的还有雅努什·台奥费尔·雷纳尔特先生和两位不熟识的少女。
随后，米哈伊尔·洛迪戈夫斯基先生打了卡西米尔·雅波尔的耳光，附带声明这是为了惩罚他对克雷洛夫小姐和对自己所进行的严重侮辱。
紧接着，米哈伊尔·洛迪戈夫斯基先生打了雅努什·台奥费尔·雷纳尔特先生的耳光，为了是他对楚塔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毫无根据地进行伤害。
接着，斯丹尼斯拉夫·冯·楚塔夫斯基先生不失时机地连续打了雅努什·台奥费尔·雷纳尔特先生好几下耳光，为的是他对自己的夫人和克雷洛夫小姐进行了污蔑，玷辱了她们的名誉。
在上述过程中，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和雅努什·台奥费尔·雷纳尔特先生始终听任他们摆布，一点也没有还手。（日期及签名人）
米哈伊尔·洛迪戈夫斯基，伊格纳斯·冯·梅林”
这种迅雷式的当众打耳光，汉斯·卡斯托尔普若在平时一定会哈哈大笑，但目前的精神状态使他笑不出来。他读了以后反而感到一阵战栗，当事人一方的做法无懈可击，另一方则卑劣而荣誉扫地，这两方面的对比情况，读者从文件中可以一目了然。尽管这些事实冷静而客观，却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别人也都有这样的感受。人们到处在热烈地研究波兰人的名誉毁损问题，谈论起来无不咬牙切齿。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的反驳起不了多大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楚塔夫斯基十分清楚地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他，雅波尔，在雷姆堡的某些自吹自擂的花花公子曾经说过他没有决斗能力，他毫不迟疑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只是纯粹装模作样而已，他事前已经知道他是不会参加决斗的。此外，楚塔夫斯基不想控告他雅波尔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每个人连他本人在内，都清楚地知道，他的妻子雅特维迦在雅波尔手里有许多把柄，他雅波尔要提供真凭实据乃易如反掌，即使把克雷洛夫传到法庭里，对他们也不会有多大光彩。不管怎么说，这只证明他雅波尔本人不能参加决斗，而同他谈话时的搭档雷纳尔特却并无牵涉，而冯·楚塔夫斯基设起防来，以免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关于阿沙拉佩蒂安在整个事情中所起的作用，他不愿说。不过就疗养地旅馆酒吧间里的这场戏而论，他，雅波尔，即使口齿伶俐，富有机智，却是一个十分衰弱的人；他发现冯·楚塔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以及力气异乎寻常的楚塔夫斯卡在体力上都比他占优势，特别是同他雅波尔和雷纳尔特作伴的两位女郎虽然生气勃勃，却胆小如鼠。因此，为了避免野蛮的格斗和当众出丑，他示意本来想起而抵抗的雷纳尔特保持安静，而且看在上帝分上暂且忍气吞声地同楚塔夫斯基先生和洛迪戈夫斯基先生保持社交来往，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坏处，而在旁观者眼里却看成是一种有趣的笑柄。
因此，对雅波尔来说，他的名誉自然已经没有多大挽回的余地了。从他的对手发布的一些声明中，人们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的对比：哪一方面光明磊落，哪一方面卑劣无耻。他的反驳，对于上述鲜明的对比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何况他又没有楚塔夫斯基那伙人多样化的宣传本领。他只是把自己的反驳文章打字复印了几份，分给一些人。反之，楚塔夫斯基方面的上述那种“记录”，每个人都收到一份，即使对此事毫无兴趣的人也收到了。例如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也得到这样的材料。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他们手里有这种东西；他惊讶地注意到：即使是他们，也脸有愠色、全神贯注地低下头读着其中的内容。由于疗养院里主宰着的那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汉斯自己一直闷闷不乐，连一声明朗的嘲笑都没有，但他至少希望从塞塔姆布里尼那里听到一些冷嘲热讽。可是这种正在蔓延的传染病，也涉及了那位共济会会员清晰的头脑，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显然，有某种力量使他笑不出来，打耳光的那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十分兴奋，而又焦躁不安。此外，他的健康状况慢慢地、不停地恶化，要复原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这使那个热爱生活的人感到沮丧。他诅咒自己的病，痛恨自己，瞧不起自己，认为这是一种耻辱；这段时间来，病情迫使他一连数日卧床休息。
住在一个屋子里的论战对手纳夫塔，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在他的有机体内部，疾病也在发展。他过早地结束耶稣会的活动，乃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或者不得不说，是以此作为一种借口。他所住的高原和高地上稀薄的空气，也不能阻止疾病的蔓延。他也常常缠绵床侧；他的声音本来已像敲破碟子一样，现在说起话来更是一副破嗓子了，而且体温愈高，话说得愈多，措词也比以前更加尖酸刻薄。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疾病和死亡在精神上是抱着抵抗态度的，在卑劣的自然的巨大威力面前宣告失败，对他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但矮小的纳夫塔对此却并不在乎。他对身体状况恶化所抱的态度不是悲哀和懊恼，而是愉快的嘲讽，对战斗怀着独一无二的兴趣，在思想上有一种怀疑、否定和诡辩的癖好，这对塞塔姆布里尼的郁郁寡欢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刺激，因而两人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斗日益激烈。汉斯·卡斯托尔普当然只能谈论他在场时的一些情况。不过他感到相当肯定的是；他并不错过一次机会，他是受教育的对象，为了引起他们重要的学术讨论，他有必要在场。如果他让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费一番精神，去发现纳夫塔那些恶毒的话值得一听，那么他必须承认，这些话已渐渐超出了节度，而且经常大大超过了精神的健康的领域。
这个病人并没有力量或意志去超越疾病，而是在疾病的图景和表征来看到这个世界的。纳夫塔说，物质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素材，精神在其间不可能实体化；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听了这种话十分愤慨，恨不得他那在旁聆听的学生当场离开房间，或者封住他的耳朵。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简直是愚蠢透顶。这会有什么收获呢？一种不伦不类的脏东西！被人吹捧的法国大革命，其实际结果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布尔乔亚国家——真是糟透了！人们本来希望情况会有所改善，结果到处酿成恐怖！世界共和国，这会带来幸福，确凿无疑！进步呢？哎，有一个出名的病人，他经常改变自己的姿势，满以为这样可减轻痛苦。人们暗暗地、但并未公开表露地普遍希望战争，这又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又一种标志。这个战争，它总要爆发的，而这是一件好事，尽管它的结果并不会像发动战争的人所期望的那样。纳夫塔轻蔑安全第一的市民国家。有一个秋日，他们在疗养地的大街上散步，天忽然下起雨来，众人像听到一声号令似的都在头顶上撑起雨伞来。纳夫塔就借题发挥，说这是胆怯和庸俗的软弱的一种象征，而这正是文明的产物。“泰坦尼克”号邮船的沉没是一个意外事件和不祥之兆，这使人们回复到远古时代，确实令人振奋。后来，人们又大声疾呼，要求“交通”方面有更多的安全。一当“安全”受到威胁，总是舆论哗然。这真是叫人伤心，就其人道的软弱性来说，同布尔乔亚国家内经济战争领域内贪婪的野蛮性和寡廉鲜耻实际上是合拍的。战争啊，战争！他是赞成战争的，世界上普遍出现的战争热，在他看来是值得尊敬的。
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马上在谈话中引用了“正义”这个词，把这一崇高的原则看作是对付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破产的有效手段。纳夫塔刚才还认为精神是一种高不可攀的东西，不能、也不该用现实的形态体现出来，此刻却对这种精神本身表示怀疑，力求对它进行诋毁。正义！难道它是一种值得崇拜的概念吗？是第一流的概念吗？是一个神圣的概念吗？上帝和自然是不公正的，它们有自己的宠儿；它们高兴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对某个人饰以荆棘的荣冠，对另一个人则赐以平淡而卑微的命运。而具有意志力的人呢？对他来说，正义一方面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东西，本来就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它是号召我们去投身于毫无顾忌的行动的号角声。因此，一个人为了不失自己的道德性，必须经常用前面一种意义的“正义”来修正后面一种意义的“正义”——那么概念的绝对性和过激性又在哪儿呢？此外，人们是否“公正”，有时根据一个立场来判断，有时或者根据另一个立场来判断。其余的则是自由主义，目前连一条狗也对此不感兴趣。正义不言而喻的是布尔乔亚修辞学的空虚言词，为了行动，我们首先了解人们指的是哪种正义：是指给每个人以自己本分权利的正义呢，还是给众人以平等权利的正义。
我们从他口若悬河的谈话中，有幸举出一个实例说明纳夫塔是怎样存心把理性搞混的。然而当他谈起科学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他是不相信科学的。他不相信科学，他说；因为信不信它，悉听人们自便。它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一种信仰，只是比其他任何东西更糟糕，更愚蠢，而“科学”这个词儿的本身是最愚昧的现实主义的一种表现，它恬不知耻地把客观事物在人类智力中投下的颇成疑问的印象看作是真的东西，或者伪称为真的东西，并且从中得出人类所能指望的极其愚昧、极其悲惨的教条来。难道自己存在、也为自己而存在的物质世界的概念不是自相矛盾中最可笑的一种吗？但近代的自然科学，作为教条来说，仅仅是以形而上学的假定为基础的，即我们有机体的认识形式、演出一切现象的空间、时间和因果律，都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它们不依赖我们的认识而存在。这种一元论的主张是对精神最最无情的侮辱。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用一元论的话来说，就是进展——这就是自由思想——无神论的似是而非宗教的中心教条。借助于这种似是而非的宗教，人们驳斥摩西的第一书，企图用启蒙知识来对抗荒诞无稽的寓言，仿佛海克尔在创造世界时曾亲身在场似的！经验的知识！宇宙中的以太果真能精密地计算出来吗？原子，这个“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不过是纯粹数学上的玩笑——它真的能够证实吗？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的学说，是否确实以经验为基础？事实上，只要一个人有少许逻辑头脑，就能在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和实在性的教条方面获得了愉快的经验和结果，也就是说，获得了一无所有的结果，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实在论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所假定的任何大小同无限的关系等于零。在无限的空间中，并没有什么大小；在永恒的时间中，既不存在持续，也不存在变化。在无限的空间中，由于每个距离在数学上都等于零，两个点是不能并存的，物体不必说了，运动更不消说了。他，纳夫塔，明确地指出这点，为的是对付唯物主义科学的大言不惭，竟把它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胡诌和关于“宇宙”的呓语称为“绝对认识”。可怜的人类啊，他们在夸夸其谈地拥有了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数字后，竟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连认识自己重要性的那份激情也失去了！如果人类的理性和认识不离开尘世，而且在此范围内把主观和客观的各种经验看作是实在的，那倒还可以过得去。如果不满足于尘世现象而欲探究永恒的奥秘，搞起宇宙论、宇宙开辟论来，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其狂妄的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顶峰。如果任何一颗星星到地球间的“距离”以万亿公里或光年计算，而且设想人们利用这样一个大的吹牛数字在精神上就能洞察无限和永恒的本质，那归根结底是亵渎神明的无稽之谈！然而无限性和大小全无关系，而永恒也同时间的持续和时间的距离丝毫无涉，和自然科学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简直是对我们称之为自然的那个东西的扬弃！确实，天真无邪的孩子认为星星是天幕里的小孔，永恒的光辉从它们那里照耀出来，在孩子看来，这样的看法比一元论科学对于“宇宙”那套空洞、荒唐而又狂妄的议论亲切几千倍哩！
塞塔姆布里尼问他，他纳夫塔对星星是否也怀着同样的看法。对此他回答说，对此他得表现得谦逊些，而且保留怀疑的自由。从这里又一次可以看出，他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而且这样一个概念会引导到哪个方向去。但愿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不要找到什么理由，怕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听的！
纳夫塔怀着恶意，伺机侦查出人类在征服自然时取得的进步所表现出的弱点，指出这种进步的代表者和开拓者倒退到人类非理性的境界中去。他说，航空者和飞行员大多是一些品质恶劣而不可靠的人物，尤其非常迷信。他们在飞机上随身带着吉祥物，如猪和一只乌鸦之类，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啐三次唾沫，他们戴着好运气的驾驶员戴过的手套。这种原始的反理性现象，怎么能与他们的职业赖以为基础的世界观调和呢？纳夫塔指出，这种矛盾现象使他高兴，使他心满意足，他早已对此进行过指摘……不过纳夫塔的恶毒攻击比比皆是，不可胜数，现在还是谈谈具体的事吧。
二月的某一天下午，一些男士们集合起来到蒙斯泰因去远足，从他们每天逗留的所在乘雪橇到那边，需要一小时半光景。他们是纳夫塔、塞塔姆布里尼、汉斯·卡斯托尔普、费尔格和韦泽尔。他们乘两辆由单匹马拉的雪橇出发，汉斯·卡斯托尔普同人文主义者坐在一起，纳夫塔跟费尔格和韦泽尔坐在一起，韦泽尔坐在马车夫旁边。三点钟左右，他们从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的寓所出发，大家都把衣服裹得紧紧的。马车沿着右面的斜坡路，经过格拉利斯和弗劳恩基尔希向南方行驶。一路上他们看到静静的雪景，还伴着亲切的铃声。预示风雪的云层迅速移动，离开这里的天边，因此在他们身后雷蒂冈山脉上面只能看到一条淡蓝色的光带。气候凛冽，山峦上披着浓雾。雪橇经过的道路在峭壁与深谷之间，狭而平，周围没有栅栏，后来又向上高起，坡度很大，通向一个杉树丛生的荒原。马车一步一拖地走得很慢。他们经常遇上单身滑雪的人，他们一见到马车就从雪橇里跳下。在迂回曲折的道路后面，有时会响起清越而有警告性的陌生的铃声，原来有两匹马前后拉动的雪橇驶来了，它在狭窄的道路上驶过来时，闪避起来需要异常小心。在目的地附近，可以眺见齐根斯特拉塞岩壁部分的美丽景色。人们脱去了裹在身上的外套，在蒙斯泰因的小宾馆前下车（宾馆的名字叫“疗养地旅馆”）。他们把雪橇抛在后面，再往前走几步，朝东南方向眺望“斯图尔塞格拉特”的风光。悬崖高达三千米，上面烟雾缭绕。某个地方耸起了一个高入云霄的岩角，岩角矗立在云雾中，超世脱俗，远远地耸向天宇，有神圣地难以接近之感。汉斯·卡斯托尔普看了惊叹不已，同时也要别人赞赏。是他怀着一种谦卑敬畏的心情说出了“难以接近”这个词儿，这就给塞塔姆布里尼提供了一个机会说话，他强调说那个岩壁已有不少人攀登过了。大体上说，天下差不多没有人迹不到的地方。纳夫塔反驳说，这稍稍有些言过其实，自吹自擂。他举出了埃佛勒斯峰为例，说它到现在为止还冷冰冰地拒绝了人们的好奇心，而且看来还将继续采取冷若冰霜的保留态度。人文主义者恼火了。这些男人回到了“疗养地旅馆”，这时旅馆前面除了他们自己的雪橇外，还停着别人两三辆解下了马的雪橇。
大家可以在这里住下。旅馆的楼上有许多房间。那边还设有餐厅，有乡村风味，但暖气设备很好。远足的人们向殷勤的老板娘定了一些点心、咖啡、蜜、白面包和梨子面包——这是当地的特产。给马车夫端来了红葡萄酒。在别的桌子旁，坐着瑞士客人和荷兰客人。
我们高兴地说，我们这五位朋友由于喝了热而相当美味的咖啡，又开始高谈阔论起来。但谈话的内容我们不很清楚，因为实际上是别人说了几句话后纳夫塔一个人在独白——他的独白别出心裁，从社交角度看是得罪人的；也就是说，这位过去的耶稣会会士转过身去背对着坐在对侧的塞塔姆布里尼，专门向汉斯·卡斯托尔普亲切地教诲起来，把其余两位先生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那即席谈话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我们难以叫出名称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连连点头，似乎部分地表示赞同。实际上，他谈的也许不是首尾一贯的什么题材，而是漫无边际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大体上涉及精神生活现象的暧昧性，并且用怀疑的态度指摘由此推导出的高远概念的彩虹般多变的性质和战斗的无能性，同时指出，绝对观念在尘世上是披着何等绚丽多彩的外衣出现的。
不管怎么说，人们从他的长篇谈论中可以听出，他讲的是自由问题。不过他谈论时概念十分混乱。话题中还涉及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以及欧洲这场运动诱人的两面性，在这一运动面前，只要反动与革命两个概念没有在一个更高的概念里统一起来，它们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把革命的概念仅仅同进步和胜利地突进的启蒙思想结合起来，不言而喻是极其可笑的。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主要是一种追求自由的运动，它是反古典的，反经院哲学的，反对古典的法兰西趣味，反对理性的古老学派，把理性主义的卫护者嘲笑为“涂脂抹粉、头戴假发的形式主义者”。
纳夫塔又谈起自由战争，谈起费希德那些号召人民狂热地、高唱着战歌起来反对不堪忍受的暴政的那份激情——当时，嘿，嘿，可惜得很，自由，也就是革命思想，已经是一个有形之物了。十分有趣的是：他们高歌猛进，是为了拥护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击溃革命的专制制度，这就是他们为自由干出的事。
在旁倾听的这位青年是能够看清外部自由和内部自由两者的区别的，同时认清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确切地说，嘿，嘿，不自由是同一个民族的荣誉一点儿也不调和的。
实际上，自由与其说是一个启蒙的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因为它同浪漫主义一样，竭力限制人的扩展的冲动，两者虽都热情地强调自我，但都有抑制的成分。对自由的个人主义的渴求，产生了对国民传统的怀古的、浪漫的崇拜，它在性质上是好战的，人道的自由主义者称之为阴暗的崇拜，尽管后者也鼓吹个人主义，只是方式方法稍稍不同罢了。个人主义确信个体的无限的、宇宙的重要性，基于这种确信，产生了灵魂不灭说、地球中心论和占星术，因而带有浪漫的、中世纪的色彩。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有自由化的人文主义倾向，容易走向无政府主义，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亲爱的个人，免得成为集团的牺牲品。这就是个人主义的两面性和一词多义性。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对自由的热情产生了自由最出色的敌人——同不敬神的破坏性的进步作斗争的过去的聪明骑士。纳夫塔举出了安恩特的名字，他诅咒个人主义，赞美贵族主义；还举出了格雷斯的名字，他写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书。那么，神秘主义同自由什么关系也没有吗？难道它不是反经院哲学的、反教条的和反僧侣的吗？人们自然不得不在教权政治中看到一种实现自由的力量，因为它对君主制无限大的势力起着阻遏作用。不过中世纪末期的神秘主义，在宗教改革先驱的意义上显示出它的自由主义倾向——宗教改革，嘿，嘿！反过来又是自由与中世纪倒退的一块解不开的毛毡！……
路德的事业……哎，不错，它的优点是明确而如实地显示出事业，总的事业本身可疑的性质。听纳夫塔谈话的人是否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事业？举例来说，其中一项事业就是爱国学生团员山特谋杀了枢密院议员科策布。从犯罪学的角度说，“迫使”年轻的山特“手持武器”的动机是什么？不言而喻，是对自由的热情。然而仔细观察一下，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由的热情，而是道德的狂热和对异族轻浮行为的憎恶。确实，科策布曾为俄国人雇佣，曾为“神圣同盟”服务，因而山特也许是为了自由而暗杀他的。可是实际上，由于山特身边有几位知己朋友是耶稣会会士，我们又不敢对此加以断言。总而言之，不管这是怎样一种事业，采取这种不高明的手段所怀的动机无论如何叫人摸不透，而它对澄清精神问题也很少有什么帮助。
“能不能让我问您一句话，您那样不三不四的话究竟快要说完了没有？”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问道，口气有些严厉。他一直坐在那边，用手指敲着桌面，还捋起小胡子来。现在他再也憋不住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他直挺挺地坐着，不，岂止是直挺挺的——他脸色刷白；不妨说，他坐时两脚踮起，只有大腿同椅子接触到。他的黑眼睛闪闪发光，直愣愣地瞅着对手，而纳夫塔则故作惊讶地转身面对着他。
“请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纳夫塔反唇相讥。
“我的意思是，”意大利人吞吞吐吐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已打定主意，不能再让您胡缠这个没有人好好保护的年轻人，在他面前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先生，我要求您好好注意自己所说的话！”
“这样的要求嘛，先生，我看并不必要。我对自己的话一向是注意的。如果我说您的言行不仅在思想上迷惑了那个动摇不定的青年，把他引入歧途，而且在道德上也毁了他，因而是寡廉鲜耻的，光用语言不足以惩罚，那么我这样的话也完全符合事实……”
说“寡廉鲜耻”这个词时，塞塔姆布里尼用手掌猛击一下桌面，同时把椅子推向后面，直挺挺地站了起来。这是一个信号，其余众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其他桌子旁的人也注意地向这边看来——实际上只有一张桌子的人在看，瑞士客人已经走了；只有一些荷兰人在惊讶地倾听他们的唇枪舌剑。
于是大家僵直地站在我们这张桌子旁：汉斯·卡斯托尔普和两个论战对手，对面是费尔格和韦泽尔。五个人都脸色惨白，眼睛张得大大的，嘴巴在抽搐。难道这三个局外人不曾作一番宁人息事的尝试，用戏谑的话来缓和紧张空气，或者说一些劝解的话使他们言归于好吗？他们不曾作这样的尝试。弥漫在疗养院里的那种精神状态使他们做不出这样的事来。他们站立着，哆嗦着，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哪怕是a.k.费尔格，那个平时自称与一切崇高的东西无缘、一开始就不愿对他们争论的重要意义加以权衡的人——哪怕是这个人也确信他们此刻所进行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辩，即使对这个问题十分着迷的人也只能让这件事听其自然，别的无法可想。他那善意地翘起的小胡子一上一下地抖动得很厉害。
室内鸦雀无声，只听得纳夫塔在咬牙切齿。对汉斯·卡斯托尔普来说，他又经历了发生维德曼事件时那种毛发直竖的情况：他原来估计这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不会那么剑拔弩张。可现在，纳夫塔确确实实不吭一声地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这是一种不愉快的、令人丧胆的怪声，同时却又是一种竭力克制自己的某种可怕的信号。他并不大叫大嚷，而是轻声地说话，说时伴着某种羞涩的干笑：
“寡廉鲜耻？惩罚？难道连善良的驴子也要咬人了？难道我们这位文明的卫道士已经走到非白刃相见的地步不可了？我开头时说这是一种成功——不过我得轻蔑地补充一句：这种成功来得太轻易了，因为一个温和的嘲笑已足以使警觉的道德观念大发雷霆！其他的事会自行其是的，先生。‘惩罚’也是这样，它也一样。我希望，您的那些文明的原则不会妨碍您明白您对我欠下了什么。否则，我就要被迫采取某种手段，去考验您的那些原则了……”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挺直了身子，于是对方又继续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