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后没多久，那位骑手先生就去世了……圣诞节正好在他去世之前降临人间，这个节日共有两天，要是把圣诞夜计算在内，总共有三天之多。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恐惧和翘首企盼的心情等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心里在琢磨山上的人们究竟是怎样过节的。结果，他发觉这些日子的早晨、中午和晚间仍旧和往日一样，平淡无奇，只是气候有些异常——冰雪融化了。从外表看，人们对规定的这几天节日稍稍作过一番装饰与点缀，而实际上，节日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心里也无形中起过一些支配作用，然后在人们心里只残留着一些“节日毕竟与平日不同”的印象，渐渐地成为过去的陈迹……
顾问大夫有一个名叫克努特的儿子前来度假，和他的父亲一起住在边房里。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只是他的颈椎骨有些凸出。人们都感到年轻的贝伦斯似乎近在身边；女人们看到他总是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而且在他面前很爱打扮，还要吵吵嚷嚷地惺惺作态。她们口口声声说在花园里、树林里或疗养室碰上了他。他本人也接待一批客人：有几位大学里的同学到山谷上来，总共有六七个学生，他们住在村落里，但与顾问大夫同桌而餐，他们结成一伙，跟别的大学校友在疗养院里逛来逛去。汉斯·卡斯托尔普避而不愿见到他们。他对这些年轻人敬而远之，必要时，他总和约阿希姆一起避开他们，不爱见他们的面。山上的人，同这些哼着歌曲、挥动手杖、逍遥地荡来荡去的小伙子隔阂很深，汉斯不愿听到、也不愿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此外，他们大多数好像都是北方人，其中很可能有汉斯的同乡。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怕见到同乡人，他经常怏怏不乐地在思忖，会不会在山庄疗养院里遇到什么汉堡人，尤其贝伦斯曾经说过，这个城市里经常有许多人上山疗养。也许有的人是重病号或奄奄一息的人，人们无法见到。能见到的，只是一个两颊深陷的商人，据说他来自古赫哈文，两星期来一直和伊尔蒂斯太太同桌。汉斯·卡斯托尔普见到他后，知道山上的病人除了自己餐桌外从不轻易同其他餐桌上的人接触，而且他本乡乡土的范围十分广袤，心里很高兴。他本来很担心会有其他汉堡同乡上山来，现在看到这个商人在山上丝毫不惹人注目，心中宽慰不少。
就这样，圣诞夜一天天逼近，终于有一天它降临了，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当山上的人们第一次谈到圣诞节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十分惊奇，那还是整整六星期以前的事。按照他原先的估计，他在山上也得待上这么长一段时间，卧床时间也一起算在里面。尽管如此，六星期光阴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回忆中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前半阶段，而后半阶段就显得无足轻重，几乎算不了什么。现在他觉得餐厅里的人们对时间掉以轻心是很有道理的。六星期，这时间可不像每星期七天那么多；当你进一步考虑到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又从星期日回到星期一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循环，那么一星期又算得了什么呢。人们经常要问下一个较小的时间单位的价值和意义如何，目的是为了要理解：即使把这些时间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大结果，它的效果，只不过是同时大大缩短，变得模糊不清，以致萎缩和消失。一天的日子，如果从人们用午膳的瞬间算起一直到二十四小时以后重新用午膳的时间为止，又算得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只是二十四小时的光阴而已。那么一小时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一小时是在卧疗、散步或用膳中（这是人们尽量消耗时间单元的方式）消磨掉的话？仍旧什么也没有。可是把这些“一无所有”总括起来，按其性质来说也没有多大了不起。只有在时间的最小单位面前，这件事才显得了不起，那就是每日七次的七十秒钟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将体温表噙在两片嘴唇之间，以便将温度曲线继续记录下来。这些时间倒是富于生命力的，而且十分重要。它们扩展到小小的永恒，时间的长河像影子般的流逝，它们在这上面形成了十分坚实的多层结构……
这个节日，对于山庄疗养院里人们的生活规律几乎没有什么干扰。早在几天之前，在餐厅右面下等俄国人餐桌边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已放起了一株枝繁叶茂的枞树，它的香味，有时透过一道道丰盛的菜肴上散发的热气，一直传到就餐的人们那儿，餐厅中七桌中的某些人闻到这股香气后，眼神中流露出某种忧思的神情。十二月二十四日晚餐时，枞树已装点得五光十色，上面有锡纸箔窄条，玻璃珠镀金的枞果，悬在网里的小苹果以及各式各样的糖果，在晚餐期间和晚餐以后，彩色蜡烛一直在树上燃得亮亮的。即使在那些所谓“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房间里，小树上也灿烂放光；每人房间里都有一株小小的枞树。在圣诞的前几天，邮包纷至沓来，约阿希姆·齐姆森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收到一些从遥远的家里寄来的包裹。这些礼物都包扎得很细心周到。他们在房里把礼物摊开来：有意味深长的衬衫、领带，有皮制或镍制的奢侈品，还有许多节日糕点，以及坚果、苹果和杏仁糖果之类。表兄弟用犹疑的眼光细细看着这些贮备物资，一面自问在山上究竟何时才能享用。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是夏雷恩把包裹寄给他的，是他同舅舅们商量好后，把这些礼物采办好后寄给他的。吉姆斯·蒂恩纳佩尔的一封信就近在身边，是厚厚的一叠私人信件，不过是打字的。舅父代表舅公和本人向汉斯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祝他早日康复，同时也出于礼仪预祝他下一年的新年能过得愉快。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不失时机地为蒂恩纳佩尔参议写好节日的贺信，另外还附上一张病情报告单。
餐厅里的圣诞树灯火通明，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还散发出阵阵香气——这些都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心里唤起对节日的思念。病人们梳妆打扮：男人穿起社交时的礼服，女人身上装点起饰物来，这些饰物也许是亲爱的丈夫从山下某个国家寄来的。肖夏太太本来穿的是当地流行的羊毛衫，现在却换上了一件沙龙式的十分花哨的衣服，显得大胆泼辣，也可以说带有民族风格。这是一件浅色的、用刺绣绣成的衣服，束有腰带，衣服上镂有细细的金丝，颇有俄国农家女子或巴尔干女人的风味，说不定也有几分像保加利亚人。衣服上的皱裥雅致大方，使肖夏太太显得异常丰满妖媚，以前塞塔姆布里尼总爱说她有一副“鞑靼人的脸相”，特别说她有一对“草原狼的眼睛”，现在看来确实十分恰当。在上等俄国人的餐桌上，人们兴致勃勃，起先只在那边桌子上乒乒乓乓地响起喝香槟酒的声音，后来别的餐桌上也几乎都喝了起来。在表兄弟那张餐桌上，是那位大伯母为她的侄女和玛鲁莎斟酒，后来她又替每个人斟酒。菜肴是精选的，最后两道点心是乳饼和糖果，再佐以咖啡和利口酒。有时，枞树的一根树枝会突然熊熊燃烧起来，人们得花一番力气把它扑灭，于是大家慌作一团，尖声怪叫。
节日的晚餐行将结束时，塞塔姆布里尼走来在表兄弟的餐桌的一角坐了一会儿。他穿的衣服和平时一模一样，嘴里叼着一根牙签。他对斯特尔夫人冷嘲热讽，后来又絮絮叨叨地说起木匠的儿子和人类的法师来，说人们今天正在幻想中庆祝他的生日。他说耶稣这个人究竟是否存在，谁也说不准。不过他那个时代诞生了一种思想，也开辟了一个胜利的航程，这种航程一直绵延到今天，从不间断——那就是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应当保持尊严，而且一律平等；一句话，应当有个人民主。人们给他斟了一杯酒，他说正是鉴于基督教这种思想才干杯的。斯特尔夫人认为他的话“模棱两可，缺乏情感”，站起身来表示抗议。这时其他餐桌的人都开始走向客厅，因此斯特尔夫人桌上的人也跟她一起离席。
这天晚上，病人为顾问大夫赠送礼品，因而晚上的聚会显得热闹隆重，生气勃勃。顾问大夫带着儿子克努特和米伦东克小姐一起参加半小时的聚会。送礼仪式在那间陈设着光学娱乐用品的客厅里举行。俄国人送的礼物是一只又圆又大的银盆，中央刻有受礼人姓名的花押字，这种礼物显然是不合用的。其他病人送给他一把长长的卧椅，虽然椅子上既没有套子，也没有垫子，只用一块布遮盖起来，但至少可以躺下来休息，椅子枕头的地方可以调节，贝伦斯躺着试一下感到十分舒适，于是他胳膊下夹着这只无用的银盘，伸手伸脚地仰面躺下身来，而且闭上眼睛，像木锯那样打起呼噜来，他那副模样，真像法夫尼尔怀着宝物似的。大伙都兴高采烈，连肖夏太太看到这副姿态也笑得前仰后合，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张得大大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出，肖夏太太笑的时候，不论眼睛和嘴，竟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笑时一般无二。
院长一走，病人们就坐在牌桌边玩起牌来，一些俄国人仍像往常一样，麇集在小客厅里。有些病人则仍在大厅的圣诞树旁站成一圈，眼看一支支蜡烛在小小的金属器皿里渐渐熄灭，同时一小块、一小块地品尝着悬在树上的糖食。在已经为翌晨第一次早膳作好布置的一些餐桌旁，零零落落地坐着一些病人，彼此相隔的距离都很远，他们两手托着脑袋，各自在沉思默想。
圣诞节第一天，天气潮湿，雾气沉沉。贝伦斯说，疗养院里人们实际上坐在云层里，因为山上没有什么雾。不过云也好，雾也好，人们好歹感到一阵湿气。积雪的表面开始融化，形成一个个孔隙，雪水又黏又滑。在卧疗时，人们的脸和两手都冻僵了，比晴朗的严寒天气更加难受。
这天晚上举行了一次音乐会，为节日增添了不少声色。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音乐会，山庄疗养院的管理部门为病人特地印发了节目单，还准备好一排排坐椅。这是一次歌唱晚会，由定居在当地并且在当地授课的一位职业歌唱家主唱。她穿着一身舞台礼服，领口下侧挂着两枚奖章。她的手臂细得像两条手杖，嗓音单调平板，别有风味。歌声在她居住的高地上回荡，情调十分忧伤。她唱道：
我的情思，
随着歌声飘荡。
伴奏的钢琴家也是当地人。肖夏太太坐在第一排，但她利用休息时间溜了出去，因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从这个时候起可以静下心来倾听音乐（它毕竟是货真价实的音乐），一面还可以在歌唱时看看印在节目单上的歌词内容。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对这位本地歌唱家瓮声瓮气的“美声”发表了一些灵活的、不着边际的评论，还讽刺地对这次晚会感到满意，说今晚在此感到十分亲切，说完这些话也就悄然走了。说句老实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两个人走后（一个是细眼娘儿，一个是道学先生），心头倒感到十分轻松，这样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听歌。他觉得高兴的是：在全世界，甚至在某些特殊环境下，人们到处可以听到音乐声，甚至到南北极探险时也可以听到。
圣诞节第二天，人们感到与平时稍稍有些两样，与平时的星期日及每星期的其他日子有所区别。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圣诞节也就这样成为陈迹。如果说圣诞节过了一年又会在遥远的未来降临，也同样正确。到那个时间只要十二个月，又会周而复始——比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里已消磨的只多七个月。
这一年的圣诞节过后不多几天，新年还不到，绅士风度的骑手就去世了。这对表兄弟是从阿尔弗蕾达·席尔特克内希特（也叫贝尔塔小姐）那儿获悉的，她是可怜的弗利茨·洛特拜因的护理人。她在走廊里遇见了他们，用谨慎的口吻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表同情，部分是因为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发出的、象征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咳嗽声，是他上山时最初印象之一（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印象，使他脸上泛起了红潮，以后这种红潮也一点不肯褪去），一部分是道义方面的原因，也可说是精神方面的原因。汉斯缠住约阿希姆要他同这位女执事谈很长时间，她对此津津乐道。她说，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能活过圣诞节，真是一件奇迹。他早已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英勇顽强的骑士，他临终前是靠什么呼吸的，很少有人理解。好多天来，他自然只靠吸取大量氧气苟延残喘，光是昨天就吸了四十瓶，每瓶六法郎。这得花一大笔钱，这位骑手先生自己也算得出。你们倒想一想，他去世后，他的太太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他就是在太太的怀抱中同她诀别的。约阿希姆不赞成花去这么大的一笔开支。既然他已病入膏肓，干吗还要叫他受苦，花了这么多钱有意拖日子？病人糊里糊涂地消耗了宝贵的氧气，不该受到什么责备，因为这是院方硬要他吸的。反之，疗养院管理部门考虑这个问题时应当理智些，应当看老天爷面上让他自顾自走那条不可避免的路，经济条件姑且撇开不谈；如果考虑到经济条件，那就更不该这样了。不过活人自然也有他们的权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汉斯·卡斯托尔普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他表哥的说法同塞塔姆布里尼的几乎一模一样，对病痛毫无恻隐之心。那位绅士风度的骑手终于死了，别打趣了吧，再要对他表示关切也来不及了，而对死者表示关心和尊敬，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坚持这样的观点。他只希望贝伦斯在这位骑士临终前没有大声呵责他，毫无礼仪地辱骂他。席尔特克内希特小姐说，连辱骂也没有机会。这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只作了一次小小的、不经过考虑的垂死挣扎，想从床上跳出来，不过只消稍稍暗示他一下，告诉他这种打算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就足以使他永远打消这个念头。
汉斯·卡斯托尔普亲眼去看这位死者。按照院规，院方对病人的死亡是保守秘密的，但汉斯藐视这种规章，硬是去看，因为他认为院里对病人封锁消息，什么也不让知道，什么也不让看到和听到，是一种自私的做法，他偏偏不把这种院规放在眼里，还要采取实际行动对抗。他在餐桌上曾试图和别人谈谈死者的情况，但别人一听到这个话题，就异口同声地责备他别说了，口气十分固执强硬，使他又羞又怒。斯特尔夫人甚至发起火来。她问汉斯，你居然说出这类话来，心里存的是什么主意？你这人受的究竟是怎么样的家庭教育？院规对这种事严格保守秘密，不让病人知道这种事，现在居然有一个毛头小伙子公然对此高谈阔论，这还了得？何况又是在端出烤肉的时候，在布卢门科尔博士在场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每天都可能遭到不幸，赶上这位骑手的。（后面这句话，她是悄声地说的。）如果这出悲剧真的重演了，她可要控诉哩。这样反而促使这位受责备的青年人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而且表示了这样的愿望：他要亲自去看看这位已长辞人间的病友，在他的床边致最后的默哀和敬意。他劝说约阿希姆和他采取一致行动。
通过阿尔弗蕾达小姐的介绍，他们终于来到死者的房间。房间在二楼，正好在他们病房的下面。那位寡妇接待了他们。她是一个瘦小、蓬首垢面的金发女人，由于经常守夜而憔悴不堪。她的嘴前捂着一块手绢，鼻子红通通的，穿的是一件厚厚的方格呢大衣，领子高高翻起，因为室内很冷。暖气已关掉了，通往阳台的大门敞开着。两个年轻人悄声说了一些他们认为该说的话，于是女人伤心地挥一挥手，陪他们穿过房间，来到床前。他们毕恭毕敬地踮起脚尖向前挪动步子，站在死者的床前细细观看。两人的姿态各有千秋：约阿希姆仍不失原有的军人风度，两脚立正，半弯着身子致哀；汉斯·卡斯托尔普却懒懒散散，垂头丧气，两手叉在胸前，脑袋歪向一边，神态同往常听音乐时相仿。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头部高高枕起，两只脚在棉被底下显得高了些，因而身体看去格外扁平，几乎像一块木板似的。他的身体在结构上是细长的，是生命一系列复杂的生殖循环的产物。在他的膝盖上放有一只花圈，凸出在花圈上的棕榈树枝触到他那黄苍苍的、瘦骨嶙峋的大手上，两只大手交叉在一起，放在凹陷的胸口上。他的脸也是蜡黄的，十分消瘦，光秃秃的头顶，鹰爪鼻，高高凸起的颧骨，一丛浓密的、茶褐色的胡子——由于胡子十分浓密，就显得他那灰沉沉的脸颊陷得更深了。眼睛闭着，闭得紧紧的，有些不大自然；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定在想，它们不是闭着，而是人为地盖上去的。人们称这种做法是最后的一次行善，尽管这种好事宁愿做在活人身上，而不要替死人做。同时，这件事必须干得及时，病人一死就马上做去，因为一当肌肉内形成肌浆球蛋白，眼皮再也合不上了，病人就会瞪着眼睛躺在那儿，令人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假寐”之感。
汉斯·卡斯托尔普站在死者床边，对死人的事显得颇有经验，十分内行，但态度十分严肃虔敬。“他似乎在打瞌睡呢，”他出于人道精神说，虽然“人道”两个字还远远谈不上。于是他机灵地压低了嗓音，同那位绅士风度的骑手的未亡人交谈起来，问起她丈夫的患病历史，问起他最后这些日子和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又准备怎样把遗体运送到卡林西亚去。说话的口气一半像大夫，一半像道貌岸然的神职人员，显示出他既满怀同情心，又深谙其中内情。寡妇用拖长的澳大利亚口音说话，鼻音很重，说时不时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她觉得这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竟然这样关心，真了不起。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她说，他的表哥和他自己都有病在身；另外，他本人年幼时有许多亲属死去，临死时他曾站在他们的床边，自幼父母双亡，也可以说对丧事早已习以为常了。寡妇问汉斯，他选择的是什么职业？他回答说，“本来”是一个技术人员。“本来吗？”她问。原来汉斯那句“本来”的意思，是说他毕业后到正式工作这段时间内，他忽然病了，而且在这儿山上得待上一段时期，日子长短难以确定。这段间隔相当长，也可能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谁又能说得上来呢。（这时，约阿希姆用探索的目光惊惧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表哥又如何呢？——他在山下时想当一名军人，是一名候补的军官。——“哦，”她说，“打仗当然也是一种职业，应当认真对待。一个军人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得不跟死神打交道，而且对死亡的景象也得预先好好地习惯起来。”她送这对年轻人出门，连连道谢，态度十分亲切。鉴于她的处境十分可怜，特别是她丈夫死后还得为他付一笔代价高昂的氧气费，她的态度不得不使他们肃然起敬。
这时表兄弟回到自己的楼房里。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次访问表示满意，对于刚才会见时所得的印象，精神上十分兴奋。
“requiescatinpace，”他说。“sittibiterralevis.requiemaeternamdonaei，domine.你瞧，当发生什么丧事，或者人们在死者面前说话或者谈起死人时，拉丁文就又发挥起它的威力来了。拉丁语是这种场合下的官方语言。你可以注意到，死亡真是一件与众不同的事。不过用拉丁文谈话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是不符合人道精神的；你得知道，丧事用的拉丁文，不是那种高雅的拉丁文，它的说法完全不同，也许可以说截然相反。这是教会里的拉丁文，是僧侣用的一种中古时代的方言，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枯燥单调而适用于冥府的唱词之类。塞塔姆布里尼一点也不喜欢它，人文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以及这一方面的学者都不用这种语言，这是另外一种人说的，另外一种人创造的。我觉得，人们对这种精神倾向或精神状态必须心中有数；说得更加确切些，世界上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虔信宗教的，一种是信奉自由思想的。这两种人各有各的优点，可是我心底里却反对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就是塞塔姆布里尼式的人，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理解人类的尊严，这未免言过其实。另一种人对人类的尊严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们要求人们温文尔雅，崇尚礼仪；他们在这方面比‘信奉自由思想的人’更加讲究，尽管他们特别着眼于人类的弱点和容易堕落的本性，而死亡和解体的思想在其间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你曾看过《唐·卡洛斯》这出戏吗？你还记得西班牙宫廷里发生的场面吗？那时国王腓力普一身黑色服装，戴着最高勋章，披着金羊毛，慢慢地把帽子脱下，这顶帽子跟我们的西瓜看去十分相似——他脱帽时向大臣们说：‘卿等戴上帽子吧！’或者别的一些话。应当说，国王这样做极为得体，不能说他过分随便，有失体统。相反，王后却说了这样的话：‘在我们德国境内，情况可不一样。’当然，她太刻板了，太繁琐了，应当更亲切些，更富于人情味些。可是什么叫富于人情味呢？不论什么东西都是富于人情味的。我得说，西班牙人那种敬畏神明、谦虚庄重、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富有人情味的表现，值得尊敬。另一方面，人们用‘富于人情味’这个词，可以把‘放纵’和‘疏懒’掩饰一下。你一定同意我的观点吧。”
“你的话我同意，”约阿希姆说，“放纵和疏懒，我当然也受不了。一定要有纪律。”
“不错。你是以军人的身份说这话的。我承认，军人对这种事是十分清楚的。寡妇谈起你们职业时的那番话倒很有道理，这个职业确实是十分庄严的，因为你们遇事非得异常严肃认真不可，你们是在跟死神拼搏哪。你们那套军服紧贴身子，一尘不染，领带十分挺括，使你们看来气度非凡，仪表堂堂。此外，你们等级分明，以服从上级为天职，相互之间开诚相见，彼此非常尊敬，有西班牙人的风度。对于这点，我从心底里佩服不已。我们市民阶层不论在礼仪和举止方面，都应当有更多的军人气概，这样更好些，我认为这样更加适合。我觉得，不论世界和生活本身，都要求我们大家都穿起一身黑服，在脖子上是一条硬的折叠领，而不是你们那种衣领，还要求大家在彼此交往时都严肃而虚心，规规矩矩的，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总会死去。我认为这样才是对头的，合乎道德原则的。你瞧，塞塔姆布里尼还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和自命不凡的地方，将来我要向他指出才是。他认为，他不但理解人类的尊严，也掌握人类的道德原则；他大谈其什么‘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和他那进步的星期日活动，仿佛人们在星期日除了进步之外，没有别的可想。他还谈起如何有系统地消除人类的‘苦难’，你对这点一窍不通，可他已对我教导过一遍了。他说要编纂一本辞典，借此有系统地消除人类的苦难。依我看来，这并不符合道德原则——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这个我当然没有对他直说。他苦口婆心地向我说教，像往常那样油嘴滑舌地说，‘我警告你，工程师！’可是各人的想法有各人的自由。——先生，让我思想上有自由的权利吧。我再要对你说一些话，”他最后说。（这时他们已上楼走进约阿希姆的房间，约阿希姆准备卧疗。）“我要把心里的打算对你说一说。咱们住在这儿，与死人为邻，而且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苦难深重。但咱们对这一切不但要装得若无其事，而且还要处处提防，免得接触到这个题目。对此装作视而不见。当咱们用晚餐和早餐时，它们就会把那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悄悄抓去。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斯特尔夫人就是因为我提起了死人的事而大发雷霆。我这样做太愚蠢了。她固然是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女人，在最近一次用膳时，她竟认为‘遇事勿大声，做人顶聪明’这句话是从《汤豪舍》那儿搬来的，不过她多少还有点人情味，别人也一样。我已打算好今后要多多关心屋子里的重病人和垂危的病人，这将对我有好处——刚才咱们访问了那个寡妇，使我多少受到益处。我上山的最初几天，曾从门缝里瞧见二十七号病室里那个可怜的罗依特，一定早已上路去看他的祖先去了，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当时，他那双眼睛是多么大啊。可是这里还有像他那一类的人，院里的病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上山的人永远不会缺少。阿尔弗蕾达小姐或护士长，甚至贝伦斯本人，也会帮助我们和这些病人建立起某些关系，他们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假定有个快要死去的病人过生日了，而咱们也知道这回事——其实，这种事总会让人知道的。好，于是咱们就上病人的房里，给他或她献上一束花，以两个病友的名义关心他们，去的时候可以隐姓埋名，对他们可以说一番‘祝您早日恢复健康’一类的客套话，‘恢复健康’这个词儿，在疗养院里一直是最最温文有礼的。要不了多久，这些病人当然会认出咱们来的，不论他或她，都会透过病室的门缝向您友善地致意，尽管身体十分衰弱。也许有什么女人请咱们进去招待一会，而咱们在他死去之前能相互说几句富有人情味的话。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同意吗？就我个人来说，我已打定主意了。”
约阿希姆想不出许多可以反驳他这个意图的话来。“这可不合院方规定哪，”他说，“这样一来，你就多少违反院规了。不过如果真的提出这个要求，也许可以破例，贝伦斯也许会同意的，我想，你不妨引证一下你对医学的兴趣。”
“唔，有机会时可以提一下，”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因为实际上他内心有一些复杂的动机，他这一愿望就是由这些动机产生的。他抗议院方的利己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动机而已。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一个因素：他精神上特别希望自己能以严肃和尊敬的态度来对待痛苦和死亡，他希望和重病人及濒死的人接近后，能使自己感到满足，精神更加振作起来，以期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不致为日常的、每时每刻伴随着他的各种痛苦所纠缠。在听到塞塔姆布里尼的某些指摘后，他对这方面的要求尤其如饥如渴，有关的例子简直不可胜数。如果有人问起汉斯·卡斯托尔普来，他首先也许会举出山庄疗养院中的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也承认根本没有什么病，可以为所欲为，仅以一些微恙为借口待在山上，实际上只是在寻欢作乐，因为病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合适。就拿我们前面顺便提到过的寡妇黑森弗尔德来说吧，她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女人，酷爱打赌。她同每个男人打赌，对每一件事都要打赌——过一会天气将会怎样，用膳时将端来什么菜肴，病友们的身体常规检查结果如何，某人在院里还得住上几个月，她都同别人打赌。另外，她对于体育竞赛方面，例如二联雪橇、带帆雪橇滑冰或滑雪运动究竟谁是冠军，某些病友之间谈恋爱时间的长短以及其他往往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的事，她都要打赌一番。她还同人家赌巧克力，赌香槟酒，赌鱼子酱，这些东西当时在餐厅里都是时髦食品。有时她拿钱、拿电影票，甚至拿接吻的次数来作赌注，——一句话，凭着她这股打赌的劲儿，她给餐厅增添了不少朝气和生气。不过她那频繁的活动当然不能打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在他看来，光是她的存在就似乎有损于疗养院的尊严。
维护和亲自保持这种尊严，是他内心孜孜以求的事。现在，他在山上和这些人一起已住了半年左右，他觉得这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他对这些人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和观点都渐渐看在眼里，而且看得十分透彻，感到很不合自己的脾胃。就拿那两个瘦棱棱的、爱穿奇装异服的小伙子来说吧。他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诨名叫作“马克斯-莫利茨”，他们总在晚间跳出窗口，不是打扑克牌，就是和女人们厮混，大伙对他们早已议论纷纷。最近，也就是新年后的八天光景（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讲故事时，时光一直向前无休止地流逝），人们在早餐时传开了这么一个消息：一天早晨，浴室师傅看到这对宝贝儿穿着褶皱的衣服躺在床上。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大笑起来。不过，如果说这件事已叫他面红耳赤，那么另一个人的事迹与之相比，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这个人是余特博格地方的律师，名叫艾因胡夫。他年约四十岁，胡子尖棱棱的，满手是黑黑的汗毛，吃饭时与塞塔姆布里尼同桌，坐在已经恢复健康出院的那个瑞典人席位上已有好一阵子了。他每夜回院时喝得酩酊大醉，最近连夜间也不回来，人们甚至看到他睡在草地上。他们把他看成是十分危险的浪荡子。斯特尔夫人说，有人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在某一时刻曾从艾因胡夫的病室里走出来，她能指出这个女人是谁，尽管她在山下已经订过婚。当时年轻女人只穿一件皮袄，下身除了一条轻飘飘的裤子外，看来什么也没有穿。这真是一件丢人的事——不仅仅在广义的道德观念上是丢人的，就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觉得不光彩，使他内心阵阵发痛。事情甚至发展到如此程度：他一想到这位律师，就难免想起弗兰慈欣·奥伯但克，她就是那个头上纹路光滑滑的小闺女，几星期前由她母亲陪同来到山上，她母亲是内地的一位贵妇人。弗兰慈欣·奥伯但克来院接受初次检查后，大夫认为她的病并不重。可是也许是治疗不奏效，也许是山上的空气对像她那样病例的人一开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也可能是那小妞儿心里有什么疙瘩或情绪过分激动，伤了她的身体：上山几星期后，她重新作了一次检查，检查后她走到餐厅里，在空中摇晃起她那只小手提包来，用清亮的嗓子大叫：“哈哈，我还得住上一年！”听了这话，整个餐厅的人都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那样纵声大笑起来。但两星期以后，有一个消息不胫而走：艾因胡夫律师在对弗兰慈欣·奥伯但克“耍流氓手段”。不过这是我们正派人的说法，或者不如说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说法，因为在传播消息的人看来，这种事谈不上什么新鲜，不必大惊小怪地用这种激烈的字眼。他们只是耸耸肩膀，意思是这种事总是双方情愿的，任何一方不愿意就不会发生。至少斯特尔夫人抱这种态度，她对这个颇成问题的伦理观也是如此。
卡罗琳·斯特尔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女人。要是说有什么力量扰乱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内心的平静，使他的正义感无法伸张，那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女人。她讲话时经常滥用字句，说漏了嘴，这已叫人够受了。对于临死时痛苦的挣扎，他不用德文的todeskampf，而是不伦不类地用“agonje”这个字。如果她谴责某某人狂妄无礼，她会用“insolvent”这个字眼。在谈起日食成因的天文学过程时，她会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对于一块块的积雪，她会说什么“容量实在可观”。有一天，她说了一番话，竟使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吓得目瞪口呆：她说目下正在看疗养院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这书会叫他感兴趣的，书名是席勒译的《贝内德多·切内尼传》，她专爱用某些表达方式，由于它们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很不好受。例如她总爱说：“这真是到顶啦！”或者说：“你真也一点儿预料不到！”长时期来，人们曾用“光彩夺目”（“blendend”）这个时髦的口头语来代替“闪闪发光”（“glänzend”）或“出色”（“vorzüglich”）这两个词的意义，但现在已废弃不用，失去了生命力，甚至显得过时。她谈话时总抛出最时兴的用语，例如“糟糕透顶”这个词儿，她一本正经也好，讽刺挖苦也好，什么场合下都用上了；不论对比赛雪橇、面食制品和她本人的体温，她现在都一概说成是“糟糕透顶”，使人听了十分刺耳。此外她很爱闲聊，一谈上口就滔滔不绝。她有时还会说出这种话来：今天萨洛蒙太太穿起一件华贵的、用带子束紧的内衣，因为她要接受检查，所以穿起漂亮的内衣打扮一番给大夫们瞧瞧。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太太们把检查身体看作是一件乐事，而对结果如何却并不怎么关心；她们可借此装饰一番，卖弄风情。另外，斯特尔夫人又会振振有词地说，那个有骨结核嫌疑的、来自波兹南的雷迪施太太，竟每星期一次须在顾问大夫贝伦斯面前一丝不挂地在房内来回走动十分钟。对于这种话，人们又该说些什么才好呢？这种说法既不真实，又令人反感。可是斯特尔夫人发誓说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位可怜的女人谈起这类事来为何那么卖劲，强词夺理地絮聒不休，似乎也难以令人理解，因为她本人的身体状况也很棘手。她的老毛病常常发作，一会儿觉得自己心惊胆战，一会儿又忍不住哭哭啼啼，据说发病的原因要么是她那“懒病”越来越深，要么是体温不断上升。有时她呜咽着走到餐桌边，娇嫩而又红润的双颊泪汪汪的，又掩起手帕号哭起来，这时，贝伦斯就会要她卧床休息，而她却想知道大夫在她背后说些什么话：她究竟是什么病，病情究竟如何，她想把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有一天她谈起一件事，这事使她吓破了胆：原来她发现自己那张床的床脚朝向房门，当时她真吓得浑身抽搐。要理解她的愤怒和恐惧可并不怎么容易，特别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一点也不理解。这有什么关系？这又怎么样？病床的位置为什么不该保持原状呢？天晓得，他怎能理解这个呢？“最要紧的是床脚……”她绝望地闹着，病床的位置非马上改变不可，虽然从此以后她的枕头对着光线，使她的睡眠大受影响。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们不很能满足汉斯·卡斯托尔普精神上的需要。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意外事件，它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情是在用膳时发生的。在最近上山来的病人中，有一个名叫波波夫的，职业是教师，瘦骨嶙峋，沉默寡言，他那娘儿也同样骨瘦如柴，不吭一声。他们用膳时都坐在高等俄国人餐桌上。当时人们正吃个痛快，不料那男人忽然发起羊痫风来，像书上经常描写的那样恶魔般地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患那种病的人往往会遇到这种突然袭击），在自己的椅子旁边躺了下来，两脚两手不住扭动，模样儿非常可怕。刚才端来的是一盆鱼，这就使情况更复杂化了，人们害怕波波夫在浑身痉挛时会让骨头鲠住喉咙，有生命危险。餐厅里引起一阵骚动，情况非笔墨所能描述。以斯特尔夫人为首的娘儿们，包括萨洛蒙太太、雷迪施、黑森弗尔德、马格努斯、伊尔蒂斯、莱费以及我们能喊出姓名来的其他一连串女人，都吓得死去活来，各人有各人的姿态。其中有几个娘儿们简直同波波夫先生不相上下。她们尖声怪叫，十分刺耳。只见她们眼珠翻白，嘴巴张开，上身发颤。其中有一个竟装腔作势地昏迷过去。刚才大伙都狼吞虎咽，受了这场惊吓，有些人的喉头就给哽住了。一部分就餐的人看到哪儿有出口，就往哪儿跑，一直跑到户外，有的甚至通过游廊的大门溜了出去，哪怕外面的空气又湿又冷。整个事件带着某种离奇色彩，叫人看了作呕，它那恐怖的场面还姑且不论。不知怎的，人们把这件事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最近的演讲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联系起来了。这位心理分析学家正好上星期一在讲演会上谈起爱情是一种致病的力量，而且说它很容易使人昏倒在地。他说，在心理分析的学说尚未创立以前，人们时而把这种疾患看成是某种神圣的现象，甚至是某种预兆，时而看成是“中邪”的标志。当时大夫说话的口吻已带几分诗意，也用上一些极其严谨的科学词汇，说它们无疑是爱情和头脑亢奋两者的混合。总之，大夫是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疾病的，因此，凡是听过他讲学的病人，对教师波波夫这次疾病的发作必然会有这样的看法：大夫的讲演应验了，刚才的事不但是一幅凄惨的景象，也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丑事，怪不得许多女人都掩起脸来溜之大吉，显得怪难为情的。
吃饭时，顾问大夫本人也在场，是他和米伦东克小姐以及几个年轻健壮的餐友，一起把这个灵魂出窍的人从餐厅一直带到大厅里，当时病人脸色蜡黄，口吐白沫，身体僵直，不成样儿。在大厅里，大夫们、护士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那个昏迷不醒的汉子身边忙了好一阵子，然后用担架把他抬走。可是过不了多久，人们看到那位波波夫先生又神色自若，笑容满面，在他那同样是神色自若、笑容满面的妻子陪同下重新在“上等俄国人”餐桌边坐下，把午膳用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汉斯·卡斯托尔普亲身经历了这场风波。他表面上虽装得十分紧张，表示对此事甚为关切，但心底里却不以为意——也许上帝会帮助他的。波波夫也许真的会被鱼刺鲠得断了气，可是实际上却没有窒息。他在神志昏迷时本来是喜怒无常的，刚才人们又何必那么关怀他呢。此刻他精神饱满地坐着大吃大喝，仿佛他刚才并没有像疯狂、暴躁的醉汉那样发作过一阵子。他准是什么也记不起了。不过他这副样儿，并不能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情他的疾病，使他对他更加尊重。波波夫妻子的一举一动，汉斯也同样看不惯，这个女人在汉斯眼里，只是显得更加轻浮。山上的人经常那么轻佻，汉斯一向抱有反感，唯其如此，他才不顾院规，想与重病人和奄奄一息的病人结交，以事抵消。
在表兄弟一层楼房上离他们病室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名叫莱拉·格恩格罗斯的年轻姑娘。根据阿尔弗蕾达小姐传来的消息，这位姑娘快要死了。她十天里吐了四次狂血，父母亲都赶上山来，想趁她一息尚存之际带回家去，但看来这是办不到了。顾问大夫不允许把这位可怜的格恩格罗斯小姐带去，她是受不了的。她不过十六七岁光景。这一回，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能实现自己计划的真正机会了，可以送一盆花给那个姑娘，还可以致以恢复健康的祝愿。虽然莱拉的生日现在还没有到——人们可以预见，她是活不到生日那天的，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已听人说起，她的生日是在明春——但对她表示这番同情和敬意也无伤大雅，于是他的主意定了。他在中午和表哥一起到离疗养院不远的地方散一会儿步。他们来到一家花店里，店里的花卉散发出夹杂着泥土潮润气息的阵阵香味。汉斯怀着激动的心情，敞开胸脯吸入其中的香气。
他买了一盆美丽的紫阳花，附上一张名片，上面不署名，只是写上“祝您早日康复。两病友敬赠”几个字，叫花店送到垂危的小姑娘住的病室里。他满腔高兴地办了这件事。花草的气息和花店里暖洋洋的气氛，使他感到十分快慰。外面冷，里面暖，他的眼睛不由滴下泪水来。他的心头怦怦乱跳，感到自己颇有骑士风度，是一件既勇敢又谦逊的壮举。在这件事上，他悄悄地赋予它以象征性的意义。
莱拉·格恩格罗斯没有专人看护，而是由米伦东克小姐和大夫们直接照料。护士小姐阿尔弗蕾达也在她的病室进进出出，因而她能把她护理的结果告诉年轻人。那个小姑娘自知命在旦夕，对陌生人的友好姿态自然怀着稚气的喜悦。这盆花正好放在她的床边，她用双手抚摸它，用温存的眼光注视它。她要亲眼看到有人给它浇水，哪怕在咳嗽发作得最厉害时，她那忧伤的眼睛依然瞅着它。她的父亲和母亲（父亲格恩格罗斯是一位退伍少校）为此也十分感动，十分高兴。他们在疗养院里一个熟人也没有，无法猜到送花的究竟是谁。席尔特克内希特小姐再也忍不住了——她自己供认了这一点——终于把隐姓埋名的人说了出来，告诉他们这些花是一对表兄弟送的。她向表兄弟转达了格恩格罗斯父女三人的邀请和谢忱，隔了一天，表兄弟俩就在女执事的陪引下，蹑手蹑脚地踏进莱拉的病室。
濒死的人是一位十分秀美的金发姑娘，眼睛蓝得像毋忘草一样。尽管她大量出血，而且只能靠尚未感染的残余肺组织勉强呼吸，她的模样儿还很妩媚，但娇柔中并不显得十分凄楚。她向他们道了谢，还寒暄了几句，声音很低，但十分悦耳。说话时，她的面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以后一直不退。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姑娘和她的双亲面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客套了几句，而且说了些抱歉的话。他压低了嗓门说话，情绪有些激动，同时满怀着尊敬和温情。他并不怎么犹豫，就在床边跪了下来——他一向很容易情感冲动——紧紧拉住莱拉的手有好长时间。不过这只温暖的小手现在不但有些潮润，简直可说是湿漉漉的，因为姑娘身上大量出汗液。她身体上的水分经常排出得这么多，看来如果不用柠檬水一个劲儿作补充，使渗出的汗液能获得补偿，她的皮肉也会萎缩。她的床头柜上，就放有一只盛满柠檬水的大腹瓶。做父母亲的固然十分伤心，还是不失礼貌地同这对表兄弟寒暄了一阵，并且问起他俩的身体情况。少校是一个肩膀宽阔的汉子，额头很低，小胡子一根根地竖起。小姑娘体弱多病，与这个彪形大汉的体质显然是不相干的。倒是他的妻子身材矮小，肯定是结核型的女人，她把这种素质遗传给女儿，似乎感到忐忑不安。莱拉在交谈了十分钟后，显得十分疲劳，而且过度兴奋。这时她脸颊上的红晕更厉害了，毋忘草那样的蓝眼睛不安地闪着光。阿尔弗蕾达小姐的目光向表兄弟示意，他们就起身告辞了。格恩格罗斯太太送他们到门口，自怨自艾，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深受感动。
她带着痛悔的心情，口口声声说，生病的罪责在于她，这病完全是她遗传给那可怜的孩子的，她的丈夫完全不相干，一点责任也没有。她说自己年轻时也得过这病，不过她敢保证这病只是暂时性的，病势很轻，时间也很短。后来她确信自己彻底战胜了疾病，因为她希望结婚。她真想结婚，生活下去。她终于完全恢复健康，跟她那亲爱的、身体挺棒的丈夫结婚，他对疾病这类事根本不放在心上。尽管男方这么健康结实，不幸的事仍无法防止。在孩子身上，那可怕的、已被埋葬和忘却了的东西又露出头来。它还没有了结，它要毁灭那个孩子。而她做母亲的呢，却早已逢凶化吉，欢度晚年。那可怜的小亲亲呀，她快死了，大夫再也不抱希望了。罪责只能由她一个人来负，这是过去的经历造成的。
两个青年人想安慰她一番，说姑娘的身体也许会好转的。但少校夫人只是泣不成声，并再次向他们道谢，感谢他们为姑娘送来了紫阳花，还感谢他们特此前来看她，使她能获得少许的宽慰。可怜的小宝贝现在只能孤零零地、痛苦地躺在那儿，而别的年轻姑娘却能享受生活的欢乐，同漂亮的小伙子跳舞。疾病是扼杀不了人们的七情六欲的。他们给她带来了一丝阳光，我的天哪，不过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紫阳花宛如舞会时的一束礼物，而和两位风度翩翩的骑士聊天，对她来说也好比某种亲切的、小小的调情，她，格恩格罗斯太太，早已把这点看在心里了。
这些都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深受感动，而且十分痛苦。此外，少校太太说“调情”这个字时，发音不很正确，这特别使他难受。她不按英文发音，而是用德文的“i”字发音，他为此异常恼火。他也不是什么风度翩翩的骑士，他来探访小莱拉，只是为了抗议院方现行的自私自利的制度，让自己扮演医师和教士之类的角色。总之，事情落到这样的结局，少校夫人竟把这事的性质理解成这个样儿，他感到很不自在。不过他的计划终于实现了，心里不免乐滋滋、甜丝丝的。有两件事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散发泥土气息的花店，二是莱拉潮润的小手，它们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事既然已开了一个头，于是在同一天他又跟阿尔弗蕾达小姐约好再去探望一个人，那就是她在护理的那个小病友弗利茨·洛特拜因。小病人对他的护士小姐已经厌烦透顶，尽管他已经活不长了，如果所有的症状都没有错儿的话。
好心的约阿希姆对此也无可奈何，他只得一块儿去。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冲动和行善的心情，比他表哥的抗拒情绪更加强烈，约阿希姆至多只能一言不发，垂下眼睛，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因为他拿不出什么论据可以驳倒汉斯，只能表明自己缺乏基督那样的献身精神。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中获得利益。约阿希姆站在军人的立场上也不爱这么做，这点他也心中有数。但要是此举能使他感到欢欣鼓舞，能对他起促进作用，那又怎样呢？真是这样，他就只好把约阿希姆沉默的反抗撇在一边，自行其是了。他同表哥商量要不要给年轻的弗利茨·洛特拜因也送花去，或亲自带些花去，虽然这个濒死的人是一个男性。他很想这么做，他觉得送花是十分恰当的。上次他买漂亮的紫阳花时，高兴得了不得，因此他打定主意，希望洛特拜因这样的男青年在临终时能有什么东西调剂一下心情。花儿并不一定在生日才送，因为对待垂死的人好比对待永远过生日的孩子一样，不必拘拘束束。他这样琢磨了一番后，就再一次同表哥到那家散发泥土温馨气息的花店里去。他带了一束束新近浇过水的、香气扑鼻的玫瑰花、丁香花和紫罗兰花，在阿尔弗蕾达·席尔特克内希特的陪同下走进了洛特拜因的病室。洛特拜因的病情，也是她告诉他们的。
这个重病人不过二十多岁光景，但头上已是光秃秃的，稀疏的头发呈灰白色，面色苍白而憔悴，两只手很大，鼻子和耳朵也相当大。看到客人登门造访，借此机会可以散散心，他感激得流下泪来。当他招呼两位客人并把一束花收下时，他由于情感脆弱真的哭起来了。接着他就马上谈起欧洲的花卉贸易来，尽管说话的声音低得宛如耳语一般；此外还谈到花卉的买卖越来越兴旺发达，谈到尼斯和戛纳的花圃里的花大量出口的情况，说起人们每天如何把花儿从这些地方装运到各地，还谈起柏林和巴黎的批发市场和对俄国的供应量。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只要他活着，他的兴趣总不外乎商业方面。他又悄声告诉他们，他的父亲是柯堡的玩偶制造商人，他送他到英国去受教育，想不到在英国染上了病。他发寒热时，大夫本来把他的病看成是伤寒，于是就当伤寒来治，叫他吃流质，因而他的体重大大减轻。在这儿山上，大夫叫他应当吃一些，他也遵命。他坐在床上汗流满面，满想滋补一下，可是已太迟了，他肠子可惜已受到感染。家里给他送来了猪舌头和熏制鳗鱼，都不济事，他再也消化不了。贝伦斯打电报叫他的父亲上山，现在可能已从柯堡出发，因为现在大夫要对他动决定性的手术了，也就是肋骨切除术。虽然成功的可能性看来越来越小，但无论如何总得试一下。洛特拜因用耳语般的声音实事求是地说了这些话，对于手术问题，他也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只要他还活着，他总是从商业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悄声说，根据院方规定，手术费连脊髓麻醉在内，共一千法郎，因为整个胸腔都得动一下，一共要切去六条到八条肋骨，问题只在于这笔钱是不是付得起。贝伦斯劝他动手术，大夫对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而他自己却犹豫不决，他搞不清楚，不动肋骨让自己安安静静地死去是不是更明智些。
要劝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对表兄弟认为，顾问大夫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师，手术十分高明，权衡这个问题时应把这点考虑在内。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还是由动身上山的洛特拜因老先生来决定吧。他们告别时，年轻的弗利茨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虽然他只是由于软弱才哭的。他泪流满面的情景，与他那干巴巴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讲话方式形成奇异的对比。他要求两位先生下次再来看他。他们也乐意地答应了，但后来无法兑现。那个玩偶制造商当晚就到，第二天上午病人就去动手术，以后，年轻的弗利茨就再也不能接待客人了。两天以后，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经过洛特拜因的病室时，看到房间已经被清理过。阿尔弗蕾达小姐已带着她的小箱子离开山庄疗养院，急匆匆地到别的疗养院去护理奄奄一息的重病人了。她临走时叹了一口气，夹鼻眼镜的丝带在她的耳朵后面迎风飘动。在她眼前展现的前程始终就是那么一回事。
一个“荒弃了”的房间，一个腾空了的房间。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七颠八倒的，病室的两扇门都敞开着，而且经过清理。只要有人上餐厅或去户外时经过这儿，就会看得清清楚楚。这番景象是意味深长的，不过人们也已习以为常，看了后也不多说，特别是当他们自己也住进了这种“撤空了的”、清理过的房子，感到住了后也十分安逸。有时你了解到这间病室本来是谁住的，这时你就会浮想联翩。八天以后，当汉斯·卡斯托尔普走过莱拉·格恩格罗斯的房间，看到这番景象，心里就有这种感受。他的眼光一接触到这间病室，就对里面的各种景象十分反感。他站着往里瞧，思潮起伏，心烦意乱。正在这时，顾问大夫走了过来。
“我站在这儿，看到里面已经清理过，”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早上好，顾问大夫先生。小莱拉……”
“嘘——”贝伦斯接腔说，同时耸耸肩膀。他顿了一下，以便对方彻底领悟他耸肩膀的含意所在。接着又说：
“在这间病室的大门关上之前，您已迫不及待地向她正式献过殷勤了吧？您对我那些关在笼子里吹肺泡的人儿有点儿动心，我真高兴啦。相比之下，您本人就显得结实了。这是一种美德。嗨，让咱们说句公道话，这真是您本性上的一种美德。我能不能乘此机会向您对这里的情况稍稍介绍一番？要是您有兴趣看看的话，我的笼子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金翅雀坐着呢，比如说现在吧，我正赶着去看护一下我那个气打得太多的女病人。您一起去好吗？我介绍给对方时，说您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病友就得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顾问大夫的这句话是从他的嘴里套去的，汉斯请求他说说他的用意何在。如果允许他跟大夫一起去，他是很感激的。不过“气打得太多”的女病人究竟是谁，这个诨名又应当如何理解呢。
“从字面上来理解，”顾问大夫说。“非常恰当，一点不带隐喻。让您听她亲口说说吧。”走不了几步路，他们就来到“气打得太多”那个女病人的病室门口。顾问大夫推开里面的两道门直冲进去，一面命令伴随他的汉斯等着。当贝伦斯进去时，病室里传出了响亮而欢乐的笑声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但声音十分短促，好像透不过气来，但一忽儿又戛然而止了。几分钟后，当人们让他这位富有同情心的访问者进去时，他又听到了这种笑声。贝伦斯把躺在床上的一位金发女人介绍给他，女人用一双碧澄澄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他。她的背靠在枕头上，身子半坐半躺，显得局促不安；她不住地笑，笑声像银铃一般，明彻响亮，一面连连喘气，仿佛缠绵床侧反而使她兴奋，逗她快乐似的。顾问大夫介绍客人的那种谈话方式，她也高兴得大笑起来，当大夫告辞时，她不住说“再见”、“再会”，同时连声道谢，在他背后挥手示意，随后又用悦耳的声调叹息起来，发出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还用双手托住起伏不停的胸部。她的上身穿着一件上等细麻布衬衫，两条腿一刻不停地在摆动。她叫齐梅尔曼夫人。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几星期来，她一直和萨洛蒙太太以及那个狼吞虎咽的学生同桌而食，以前也一直纵声大笑，后来就看不见她的踪迹，年轻的汉斯再也不把她放在心上。既然他见不到她的影踪，他还以为她可能已经动身下山了。现在居然又在这里看到了她，而且用的是“气打得太多”的诨名，他很希望对方能把它的意义解释一下。
“哈哈哈哈！”她像珠落玉盘般地狂笑起来，胸部一起一伏。“这个贝伦斯啊，他真可笑得要命。他这人真滑稽透顶，逗人发噱，真叫人笑弯身子，笑痛肚子。卡斯登先生，卡尔斯登先生，不管您叫什么都行，请您坐下来吧。您的姓名多可笑呐，哈，哈，嘻，嘻！请原谅我吧！请您坐在我脚边的那把椅子上吧，不过请允许我蹬蹬大腿，这个我可……”说到这里，她张开嘴儿长叹一声，又银铃般地大笑起来：“这个我可忍不住哪。”
她称得上是漂亮的，脸儿清秀，线条异常分明，看去倒还顺眼，还长着一个小小的双下巴。但她的嘴唇有些发青，鼻尖也有这种色调，无疑是缺乏氧气所致。她的手又瘦又细，令人油然而起怜悯之心，睡衣的花边袖口对她十分合身，说起话来，袖口也像她的两只脚那样忙个不停，不肯安定。她的脖子像姑娘的一样，在柔嫩的锁骨上有所谓“盐碟”，她的胸部在纵情的笑声和急促的呼吸下一起一伏，也显得线条毕露，看去十分娇媚，焕发着青春的气息。汉斯·卡斯托尔普决定也送给她或带给她一束美丽的鲜花，这些花水淋淋地，香气扑鼻，它们也是从尼斯和戛纳进口的。齐梅尔曼夫人那种兴高采烈、上气不接下气的劲儿，也使汉斯受到感染，不过心里有几分担忧。
“这么说，您在这儿是专门来访问发烧的病友喽？”她问。“您这人真有意思，真够朋友，哈，哈，哈！不过您要想一想，我一点寒热也没有，也就是说，我到前几天为止实际上一点热度也没有，连半分热度也没有……直到最近发生这件事为止仍旧这样……您倒说一说，这是不是您生平听到的最滑稽的事儿？……”于是她气喘吁吁地在滴溜溜的笑声中向他讲起自己的经历来。
她上山时病势很轻——不过病还是有的，否则就不会上山了。也许病不太轻，只是比重病人轻一些罢了。人工气胸在她身上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这是一门新兴的外科技术，很快就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且成效卓著。这种治疗法极其灵验，齐梅尔曼夫人的健康状况有了可喜的进步，她的丈夫（她已结婚了，虽然没有孩子）满以为她住了三四个月就可以出院。于是为了消遣起见，她去苏黎世作了一次旅行，除了聊以自娱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她在那边尽情作乐，但后来觉得有必要补打一些空气，于是委托当地的一位大夫干起这件事来。他是一位顶呱呱的、很有趣的青年医师，哈哈哈，哈哈哈，可是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啦？他在她胸口里打的气太多了！别的称谓都是多余的，“气打得太多”这个词儿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大夫本来是一片好心，可惜他干起这行来不太熟练。总而言之，气打得太多以后，胸口就发闷，呼吸也困难起来——哈！嘻嘻嘻！于是她又回到山上。贝伦斯大发雷霆，叫她立刻卧床休息，不准走动。这样一来，她就变成了一个重病人。她实际上虽没有热度，但事情糟极了，完蛋了——哈哈哈，他的脸，他的脸显得多可笑啊！她翘起手指头指着汉斯的脸呵呵大笑起来，连她的额角也开始发青了。可是她说，最可笑的莫过于贝伦斯发脾气、讲粗话的时候了。当她发现大夫在她的胸口里打了过量的气时，她禁不住大笑起来。“您的生命危在旦夕，”他直截了当地、毫不隐讳地像一只熊那样向她嚷道。“哈哈哈，嘻嘻嘻！请原谅我。”
顾问大夫的话为什么会叫她格格地大笑，到现在还是个谜。不知是因为他的话粗里粗气呢，还是她不相信他的话。也许她虽然相信贝伦斯——看来她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不过“她的生命危在旦夕”这种话在她听来实在可笑得要命。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看来，最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实际上，她像大珠小珠落玉盘般地纵情狂笑，只是因为她像孩子般的轻率任性，小鸟样的脑子什么都不懂。他对她的笑颇不以为然。虽然他给这位嗜笑的齐梅尔曼夫人送了花，可以后没有再见过她。后来她靠氧气维持了几天生命，就在她丈夫的怀抱里死去了。院里拍电报叫他来，他总算及时赶到。汉斯·卡斯托尔普从顾问大夫那儿得悉她的死讯，又听到他说了一句：“这女人真像一只大鹅儿。”
在此以前，汉斯·卡斯托尔普靠顾问大夫和护理人员的帮助，又满怀同情心结识了疗养院里别的几个重病人。约阿希姆也不得不跟他一起去访问他们。汉斯去访问“两口儿”的儿子时，他也一起去。“两口儿”的第二个儿子还活着，第一个儿子的病室早已打扫一清，而且用甲醛消过毒。他们还去看过一个名叫特迪的孩子，他本在名叫“弗立德利西亚努姆”的一所学校里求学，最近因为病重才上疗养院来。此外，他们还去访问了一个名叫安东·卡洛维奇·费尔格的保险商，他是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混血种，脾气很好，对自己的病痛从不叫苦。另一个探访的对象冯·马林克洛德太太，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但爱卖弄风情。像上面提到过的其他人那样，她也接受了一束鲜花，还让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止一次地喂粥吃，当时约阿希姆也在场……这对表兄弟渐渐地获得了“撒马利亚人”和慈善僧的名声。有一天，塞塔姆布里尼对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谈起了对方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
“天晓得，工程师。听说您跑来跑去，十分引人注目。您也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啦？您想靠做做善事来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吗？”
“这事不值得一提，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的表哥和我……”
“别把您表哥扯进去吧！要是人们对你们俩有什么议论，责任总要您来负，这点丝毫没有疑问。少尉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物，心地单纯，稳健而富有理智，这种人不怎么会叫老师担心。您别设法使我相信，什么事都是他在指挥，两个人中间，您比他更起作用，因而也更容易受外界不良的影响。如果我可以直言不讳，那么您是生活中叫人担忧的孩子，别人不得不为您操心。此外，您也已经允许我为您操心了。”
“真是这样，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得永远为我操心。您真太够朋友了。‘生活中叫人担忧的孩子’，这话多么动听啊。只有作家才想得出这种话来！我真不知道听了您赐给我的这个雅号后是不是受宠若惊。不过我不得不说，听起来倒美得很。不错，现在我跟‘死神的孩子’在打交道，他们也许就是您刚才所谓的那种人。要是我有时间，我就在附近的重病人中间来来去去，对疗养根本不放在心上。您知道，这些人不是在这儿吃喝玩乐，过着放荡的生活的，而是一个个地死去。”
“可是书上这么写着：‘让死者埋葬死者’，”意大利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