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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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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后窗”爆发了建版以来最大的一次论战。

当时,liar受《21世纪环球报道》之约采访贾樟柯,期间谈及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后来liar将两万多字的访谈原文贴到了“后窗”。“结果呢,”当时的liar、现在的李霄峰说,“就引起了一帮所谓的独立电影界人士的愤怒,还有学院派的愤怒——两边都得罪了。”

论战的起因,李霄峰回忆是“因为贾樟柯批了一句《安阳婴儿》,我原原本本把这话给写出来了,然后还附和了一句。他们就揪出我这一句话,上纲上线说我诋毁独立电影”。不知为何,争论的点又迅速转移为“电影是否与政治有关”,一周内,每天都有数万字的长篇大论发布到论坛,各种注册小马甲出现,许多潜水id浮出水面,更有人撕破id以真身亮相,各种立场、利益、派别、关系错综复杂。

关于这场论战,不同的当事人说法各不相同。有说是电影理念之争,有说是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与学院派之争,整个过程,张献民曾评论:“像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惊悚。”据说,那时候的网民还比较有要求,想人身攻击,也还先发一篇说理讲事的长贴,然后在下面用马甲开骂……liar就读的学校和原名很快被“人肉”出来贴上了网,李霄峰说“那是最早的人肉搜索”。绿妖则记得自己懵懵懂懂地被拉去帮战,听见顾小白在电话里问李霄峰:“你那边还需要多少人?”

现在回忆,顾小白把它总结为“长者和不愿意被束缚的年轻人”之间的论战。这场空前绝后的论战之后,liar及一批民间影评人出走,另辟版面,“后窗”步入式微。

2005年,“后窗”的精华文章结集出版为《后窗看电影》,内容简介中写着:“‘后窗看电影’成立的这六年,正是网络影评崛起、发展、成其规模的六年。而后窗网友这些文字,基本代表了这些年来的民间电影评论的正果。”

那个时候,bbs已盛况不再,曾活跃于论坛的民间影评人大多被吸纳入传统媒体。顾小白离开供职五年的铁道部机房,去《精品购物指南》当电影记者,同时写剧本。绿妖则早已开始更为严肃的纯文学创作。

除了《后窗看电影》,“后窗”的“遗产”还有老六编撰出版的《独立精神》、《家卫森林》等一批电影文化书籍。顾小白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也仍命名为《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

北京爆发“非典”那一年,“后窗看电影”的创始人卫西谛从京城回到了南京,养狗,写文章,过起独立撰稿人淡泊的生活。说起“后窗”,卫西谛说:“回头看我自己那时候写的,也就是认真而已。这是因为无知。大家知道的都很少,然后又很敢写。然后,更多的是那种交流的渴望。”

2013年5月开始,卫西谛和两三个年轻朋友合作,以南京为起点,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发起了每年一度的“后窗放映”项目——每个城市找一到两家电影院谈合作,放映一些小众的艺术影片,以国产作品为主。

卫西谛说,他厌倦了以前独立电影那种在咖啡馆和大学里放映的状态,“后窗放映”要的是标准的影院放映,“因为他们本身拍的就是电影”。北上广等大城市已存在所谓的艺术影院,电影节也不少见,“后窗放映”关注的多是二三线城市。项目做了几年,许多媒体都有过报道,发展势头比较稳定。“这算是我做的比较符合影评人身份的一点事情吧。”卫西谛淡淡地说。

卫西谛的家离高铁南京南站不远,是个幽静的小区,楼房旁边种着大丛竹子。他的书架上放着自出版的摄影集wayaway,那是2013年夏天他在美国66号公路14天旅程的影像日记。照片是用胶片相机拍摄的。

除了wayaway、“后窗放映”的小宣传册,卫西谛的书架上还有他历年来出版的电影文集:世界电影评论年鉴《电影+》系列丛书(2002年起)、《为希区柯克尖叫》、《未删的文档》、《华语电影2005》……也有《后窗看电影》。每年的“十大榜单”他仍然在做,但是他说,对写影评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中国电影吧,我没有太多评价欲望。但是一个中国影评人老写外国片,不太靠谱,在媒体和大众其实也没市场。还有,即使是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也不像我们当时刚喜欢电影的那个时候,因为有好多大师没有看过,看到会刺激,会兴奋。电影的黄金时代差不多,2000年以后,我觉得看到的好电影越来越少。然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些电影品位了吧?我觉得我越来越狭隘……每年我都会做一个小东西,就是年度十大,结果每年都很像,还是那几个导演的新作品。我觉很无聊了,写来写去总是那些……虽然我还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夏天过去后,卫西谛计划去欧洲,也许会再出一本影集,也许写一些小说一样的东西。他没考虑过做导演,他说自己“进入一个圈子的那种想法一向就很弱”。

这些年来,卫西谛与李霄峰几乎没有联系。《失败者之歌》出版那年,他们在杭州正好碰上,两人都挺高兴。那之后,卫西谛去北京也会专门找李霄峰聊一聊。李霄峰最终当了导演在他看来是件挺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李霄峰要拍电影,是好多年了吧?

《少女哪吒》的原著是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作者绿妖。那个“剔骨还母,彻彻底底把自己再生育一回”的少女哪吒晓冰,是以绿妖少年时的一个伙伴为原型,“写完后,作为一个年少时拼命想要离开家乡的人,”绿妖说,“感觉自己无意中投射了情感。”和李霄峰一样,绿妖也出于“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的质疑,逐渐脱离了影评写作。但是当导演,哪怕编剧,对于绿妖来说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那太复杂了”。

2012年11月,李霄峰第一次读到《少女哪吒》原著。读完小说,他说:“我看到这俩少女,当场就已经活灵活现地戳在这儿了。再加上人物关系非常紧密,这种紧密是从内到外的,是在心灵深处建立的关系。这已经解决了一个电影最重要的问题。”他当即决定,放下手头已经改到第九版的另一个剧本,筹拍《少女哪吒》。

李霄峰找到绿妖购买五年的小说改编权时,绿妖问他:“你想好了?真的要拍?”

在一分钱投资都没有的情况下,李霄峰开始为《少女哪吒》看景。所有人都劝他说李霄峰你不要发神经病,你是不是疯了?恰在此时,《哪吒》的第一稿梗概在上海电影节的创投单元拿到了最具创意项目奖。“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可以做,没有什么退路了。”李霄峰说,“有一个瞬间,我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空气呀,正在向我聚拢。”

2002年,李霄峰从比利时逃学回到北京,一时不敢告诉家人,也就没地方住。他找到了在“电影红茶坊”结识的老朋友冯睿。当时冯睿住在东直门的回迁房,一个月房租1800。李霄峰就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有天晚上两人喝酒谈心,冯睿说:“李霄峰有一天你做导演,我来给你当制片人。”

那时候冯睿的工作是《新京报》的电影记者,为一篇调查报道,冯睿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底子摸了一遍,报道发表后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对真实的限度产生了质疑,冯睿后来离开《新京报》,彻底进入电影业,做宣发和制片,自己接一些项目。他说:“说是站着挣钱趴着挣钱还是躺着挣钱,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是撅着挣钱,挺痛苦的。”

2014年春节,《少女哪吒》的试拍、建组、谈演员都已经完成,李霄峰忽然发现,管母亲借的40万快花光了。就像刚从比利时回来那天一样,他又找到了冯睿。冯睿想了想,建议他“停,先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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