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现出来的了。关于休假，学校有一次安排，学员有些意见，经反映后校方采纳了学员的意见，一个学员说是“斗争取得了胜利”，我立即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妥。
我当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各种小组大组联组讨论是竞相表现觉悟表现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平台，上团校的任务就是要以掌握分析问题的方式而达到革命者的标准。我这方面决不落后，常常受到组内同志的夸奖乃至羡慕。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
我们组有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同学，大家纷纷帮助他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他全部接受。他在学习中收到家信，得知祖父去世，一位比我大一岁但是显得比我孩子气同学说：“少了一个老浑蛋。”死者的孙子表现出不快的情绪，我们帮助他提高觉悟，自认为做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我表示不赞成谩骂死者，同时，骂了一个老地主也决无对之反感之理，我们煽情地设想了老地主的祖祖辈辈的剥削和压迫，养尊处优和掠夺民脂民膏，我们说得那位当事人五体投地。
另外，我在团校仍然身体不好，又犯了失眠症，难以治愈。此后很长时间我以充足睡眠为首要的养生之道，我开玩笑说，我是睡眠爱好者，睡眠可以冲击其他，其他却不可以冲击睡眠。这与我少年时代的痛苦的失眠经验有关。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一想起这一切这样的节奏就会在耳边响起。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我们还取材本组的故事编了话剧，内容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学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组织与群众的帮助下怎样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进的步伐。我是演员之一，演一个热心帮助别人解决思想问题的小同志。
中央团校的八个月的学习为我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此后我一直喜欢探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列宁的建党学说与孟什维克的建党学说的分歧，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等等。
我养成了分析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什么问题都能分析它一个头头是道，都能有个一二三条看法，我这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理论能力了。
在中央团校期间，我们的同组学员当中还有一些名门子弟，例如朱学范的长子朱培根，国民党将军庞炳勋的女儿庞屏阁。另一组有一位同学是一位著名民族工商业者的儿子，他曾经请我们全班师生到他家吃过晚餐，几进的大院，走廊，明亮的照明，一道道炒菜，使我想起自己的家人，我很辛酸。
团校毕业时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是不是就在后圆恩寺礼堂呢？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在中南海。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一个海军会议的参加者与另一些开财经方面的会议的与会人员，是联合接见。毛主席从台侧走了出来，各个聚光灯打开，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说好了，毛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点手势，有时背起手，有时摇一下手，有时往远处看，有时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当雄伟，沉着，庄重，每个姿势与动作都有风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个领袖人物真难呀，置身于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定格造型，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个考验，普通人，那么一站，多么紧张，多么尴尬，而主席好像已经惯了，他举止自信而且有“派”。
我们组的学员鲍训吾同志代表团校毕业生向主席朗读并献上了致敬信，毛主席与他握了手，我们都感到了光荣，并纷纷与鲍同学握手。
团校二期后两个月搬进了北京城，后圆恩寺。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班的学员多次聚会，包括原来受过大会批评的人，对于团校这一段经历，仍然十分珍惜。